第四，鼓励艺术家表现重大和敏感题材。鼓励艺术家表现重大和敏感题材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比如，少数民族题材就是重大题材。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当时我们有一些很好的电影。比方说像《阿诗玛》、《农奴》、《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些电影在促进民族交流、融合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就是孔子说的“可以群”的作用。
但现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视产品不多很少，有影响的就更少。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怕引起民族纠纷。上世纪90年代初，一家地方美术出版社出了一本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书籍。以调侃口气写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引起了不满。这件事情发生后，后来凡涉及重大题材的影视产品，包括少数民族题材，主管部门须参与讨论，分管的政府部门要签字方能放行。行政色彩一浓，艺术家就不敢去碰了。90年代以后影视产品生产已经市场化了。企业是不愿去做风险很大的事情的，尤其是有政治风险的投资的。电影公司很少去碰这些敏感领域。这类大众文化产品少了，出事自然少了。但文艺所应该起到的促进族群之间情感交流、形成共识的作用也丧失了。
我曾经与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资深的藏族博士探讨西藏问题。探讨的话题是为什么在国际社会，有关西藏问题仍然是西方舆论占主导。这位藏学博士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治原因。西方一些国家把西藏、达赖作为一个政治筹码。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缺少反映西藏生活的流行的大众文化产品，他认为这更重要。他认为，真正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是很少的。西方人所了解的西藏，实际上是西方的媒体和西方的大众文化产品所反映、描绘的西藏，跟真实的西藏差距是很大的。好莱坞早在1997年就拍过反映西藏生活的电影，叫《在藏七年》。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回忆录改编拍摄而成。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英国人在西藏呆了7年，和达赖生活在一起。后来回国了。以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在藏七年》。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录改编而成。这样的题材，好莱坞特别感兴趣，既新鲜又神秘。这部电影在西方影响很大。1998年，好莱坞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困顿》，《困顿》是以达赖作为主人公。2009年好莱坞还拍了一个有影响的纪录片，题目叫做《达赖喇嘛的人类复兴之路》，记录达赖和全球40多个文化名人，探讨人类未来的发展问题。这些都是西方提供的一些文化产品。
这个藏学博士说，其实作品里面所描绘的西藏和达赖，跟真实的西藏和达赖差别很大。但西方人所接受的西藏和达赖，往往就是西方大众文化产品中所描绘的西藏和达赖。而我们缺少在西方有影响的大众文化产品，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在一些重大题材上，我们往往处于一种缺席状态，把表达权拱手相让。我们不能怕承担风险。有风险的题材，总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文学的功能和价值越能得以体现。应该鼓励作家、艺术家去表现这些重大题材。（祁述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