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文学前辈对《世界文学》的关爱

2017-05-12 14:28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2017-05-12 14:28:06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雷莽

  戈宝权先生是学者、是翻译家,他从事学术研究态度严谨,从不投机取巧,更不回避困难。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查遍各种书籍,反复向行家请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戈先生又十分虚心,不耻下问,有时也找后辈商量某字某句的译法,一起探讨学问。戈先生诲人不倦。我喜欢向他请教,他从不拒绝。有时,为了帮助我,他不惜停下手头的工作,拿出很多时间与精力为我写出很长的解释文字来。戈宝权先生是我国介绍、翻译俄苏文学的杰出学者。他接过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曹靖华等老一辈的接力棒,奋力地往前奔跑。在学术领域,他拓宽了研究文化交流的范围,写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学交流因缘》为书名问世,其资料之翔实、之丰富,是前无古人的。

高莽:文学前辈对《世界文学》的关爱

  结识恩师戈宝权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是1949年早春时节,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说路过哈尔滨市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见见面,座谈座谈。那时,“戈宝权”在我的头脑中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他的译著是我学习的榜样,具有指导意义。当时,戈宝权先生肩负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特殊使命,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新华社驻苏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任命,戈宝权先生作为新中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接收了国民党的驻苏使馆,并担任了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

高莽:文学前辈对《世界文学》的关爱

  按着指定的时间,我早早地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戈宝权先生准时到了。他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大家穿的是黄色军装或蓝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他戴着一副近视镜,黑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他谈话客客气气,只是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他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我回答不知道还有谁。他取出笔记本,念了几个人名。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然后用颤颤悠悠的声音说:“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我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雪客、小四、肖儿、竹马、何马、何焉、野婴、野炬、乌兰汗、秀公、海子、谢桃等。戈先生开列名单时,以为是多位译者和研究者,其实他开出的那几个名字都是我的笔名。戈宝权大概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翻译文学作品和撰写有关文章的竟是如此一个毛头小子,更没有想到,他列出的笔名会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座谈会是否还能开得成。在这么一位名人面前,我屏住呼吸,甚至连气也不敢大声喘了。戈宝权先生笑了,思考了少许,最后说:“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那年我23岁,很不成熟,与现在的23岁青年相比差太多了。他并没有因为出席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人而将发言删减省略,或应付几句了事。相反,他讲得津津有味儿,谈苏联文学现状、谈苏联作家、谈他与苏联文学界的交往,还谈了他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俄苏文学的道路,如何进行诗歌翻译。他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记不得我都说了些什么。告别时,他可能听出我的语文水平不高,文化素质较低,便鼓励我要加强中俄文字修养与锻炼,要刻苦,要勤奋。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讲授俄苏文学课,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而讲课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先生。我觉得,他很了解对方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的、我没有说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我,还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我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工作该有多好呵!没有想到,几年后,我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

  第二次见到戈先生,是1953年的夏天。我作为一名翻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火车经过7天7夜的奔驰,抵达了我向往多年的莫斯科。车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团的苏联人,他们手中捧着鲜花,脸上露着微笑。戈宝权先生也在他们中间,他是作为我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来欢迎中苏友协代表团的。在这种场合做翻译,我感到紧张。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语交谈,而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他的面,做口头翻译,经受俄语的考验。戈先生居然还认识我,大概意识到我的不安,主动提醒我:“要冷静,要沉着,要认真。”他看了看我,又加了一句:“遇到疑难我会帮助你。”多么温暖的话语,多么亲切的关怀!我如释重负,信心倍增。从那时起,我愿意在他面前从事口译,不怕出丑,因为在工作中可以时时得到他的指导,他随时随地以长辈的体贴口吻,纠正我翻译中的失误或遗漏。他的态度、他的声调,增强了我工作的勇气与信心。

  1954年2月,戈宝权先生离任回国,调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当领导,我则是他管辖下的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我经常跟随他接待外宾。戈宝权先生知道我喜欢画画,喜欢画速写肖像,特别是文学界人士,所以,他有时会有意地给我留出一点时间来,让我满足自己的心愿。记得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那天,主客随便交谈,戈先生对我说:“你画吧,我自己与他们随便聊聊。”戈先生的俄语讲得很地道,知识渊博、词汇丰富,只是发音带有江苏家乡的味道。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讲话,使习惯于听我翻译的苏联客人毫无准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苏联客人以为我只顾作画,不做翻译,便催促我。待我说明之后,他们顿时恍然大悟。

  戈宝权先生是学者、是翻译家,他从事学术研究态度严谨,从不投机取巧,更不回避困难。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查遍各种书籍,反复向行家请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戈先生又十分虚心,不耻下问,有时也找我们商量某字某句的译法,和我们一起探讨学问。有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谈话间他顺手拿出几页纸递给我。我一看,愣住了。原来,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发表的《〈阿Q正传〉在苏联》一文,认为有用,又不肯麻烦别人,便亲手抄录了全文。那时,我国还没有复印机。这事使我深为感动。

  戈先生诲人不倦。我喜欢向他请教,他从不拒绝。有时,为了帮助我,他不惜停下手头的工作,拿出很多时间与精力为我写出很长的解释文字来。这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也使我渐渐不敢去过多地打扰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度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戈先生担任外文所的投递员,我在伙食班当管理员。有时,我们会利用假日到附近的小树林里或开阔的野外去散步。此时,我又有机会聆听先生如痴如醉地谈文学、谈翻译,甚至谈做人的道理。记得他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胸怀希望,不应气馁,更不能绝望。”他的话使我想起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的情景。每次对他批斗之后,他很快就会恢复常态--乐观地又带一点儿傻气地搞他的学问。那时,在小树林里,我为他画了一幅小小的油画像,成为逆境时的纪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戈宝权先生焕发了青春。他要补上被强占的、没能从事学术研究的10年时光。他写作,他翻译,他出席各种会议,应邀到各地去做报告、讲学,又多次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

  1992年年底,戈宝权从美国回来,下飞机便直接住进了医院。我急急赶到医院去看望,先生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床头悬着输液的玻璃瓶,腰部插着排泄的导管。我望着这位师长,心头阵阵酸痛。他可清醒?可认识来者?可听得见我的声音,我讲话?“你说吧,他能听见!……只是他说不出声来。”戈宝权的夫人梁培兰轻轻地告诉我。戈先生的两只眼睛眯缝着,我知道,有一只已失明多年,另一只视力很弱,是常年劳累的结果。当年他头发乌黑油亮,如今已染上了白霜。他的皮肤颜色本来较深,现在在一片白色的病房中,显得更黝黑了。他的脸抽搐了一下,眼皮动了动,手指头尖微微弯曲了几次。我立即弓下身去,凑到他的嘴边,只见他轻轻地蠕动嘴唇,却听不到声音。他大概是在跟我打招呼,也许是在表示什么。我坐在他的身边,追忆在戈先生领导下工作的经历,一晃已经40多年了。在这40多年里,我的工作有过几次调动,但都和他在一起。在工作方面,他一直是我的领导;在学术方面,他一直是我的老师。

  戈宝权先生是我国介绍、翻译俄苏文学的杰出学者。他接过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曹靖华等老一辈的接力棒,奋力地往前奔跑。在学术领域,他拓宽了研究文化交流的范围,写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学交流因缘》为书名问世,其资料之翔实、之丰富,是前无古人的。

  戈先生的学术活动加深、扩大了与俄苏作家的友谊与交流,很多苏联老作家都认识他,他也悉心保存了他们寄给他的信件、赠书、题词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封信也没有销毁,一本书也没有扔掉,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几年前,他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成立了“戈宝权藏书室”,并捐款3万元,设立戈宝权文学奖金。半个多世纪苦心积累的文化财富,如今变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宝贵资料,显示了他博大无私的胸怀。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也挂在“戈宝权藏书室”内。

  戈先生80诞辰之日,我又来到了他的病床前。好像是春天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笑着接过鲜花,与我攀谈。他的声音低微,吐字尚且含糊,但从他那红润的面颊上,知道他已经摆脱险境。他又开始关心别人,嘘寒问暖,鼓励晚辈。他盼望自己早日出院,重回书房工作,他不能不工作,他还有许多理想等着去实现!戈宝权先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

  2000年5月15日,戈宝权不幸逝世,消息传来,我悲痛地说:“我万分痛心,因为我的成长与他分不开,他的为人、他的译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P44~50《高莽》高莽/自述杲文川/整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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