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大附中”搬来乡村课堂——社会创新行动者的故事

2017-05-18 17:04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7-05-18 17:04:09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责任编辑:钟蕾蕾

  “如果你用传统方式去撒钱,我们叫传统公益;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是新公益。”5月10日,在京举行的社会创新国际论坛暨友成基金会十周年庆典上,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如是说。

  当社会创新的大环境越来越好,便出现了很多令人惊奇的行动者。用社会创新的视角去看待当前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会发现有意思的现象。比如,社会组织与商业机构的边界在模糊,互联网成为创新的“核动力”。

  成为一名社会创新行动者

  6年前,他是一位研究理论的经济学家;6年后,他成为了行动者。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说:“写一篇文章、提一个建议太简单了,但是行动非常难。”

  6年前,王平找到汤敏,用一句话打动了他:“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搞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但是将理论变为真正的现实,需要行动者。”

  这句话打动了汤敏。“一辈子都在做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从来没有操刀过一件事情”,他愿意去尝试。于是,便有了友成基金会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公益项目。

  回首过去,社员网CEO景岗也感慨万千。10年前,景岗在美国的华尔街工作,是“商业并购中的一个发动机”,回国后做互联网投资。有一段时期,他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农业能通过互联得到改变吗?于是,就有了社员网这个链接农村与国际市场的平台。

  通过平台销售的价格分析,社员网掌握了农产品价格的大数据,将业务大数据化,进而又将大数据业务化———比如分析各地乃至各国的价格,将中国小农户的大蒜、番茄等卖向国际市场。

  前后十年对比,汤敏和景岗都成为了社会创新行动者中的一员。汤敏自问:“为什么要创新?”很快他找到了答案———如果用传统方式能轻易解决的问题,岂不早就解决了?只有用全新的、创新的模式,才能让问题得到突破。

  于是,他们都奔向了互联网与高科技。

  科技如何创造公平

  行动者们意识到,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创新的成本。汤敏就认为,没有“互联网+”,公益往往只能小规模、高成本,解决不了大规模的社会问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手机网民达6.95亿。如此庞大的群体,让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得以弥补。

  春播网创始人王昕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矛盾是信息不对称,作为一家健康食品的购买平台,春播网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运营模式。

  通过网络,友成基金会也将自身的电商扶贫业务下沉到乡村。在乡村开设的电商培训慕课(MOOC)课堂上,村民们带着孩子,安静地学习着知识,通过电商渠道卖出产品。项目主任张静说:“农村并不缺少能人,只不过他们缺少一个支点,缺少一个获得知识的渠道。友成像一束光,照亮了他们梦想的潜力。”

  从2005年开始,扁鹊飞救创始人高强尝试将无线通讯技术与健康领域对接,以此解决急救体系中的效率提升问题。

  抢救胸痛、心梗、脑卒中和脑梗、创伤以及高危孕产就是与时间赛跑。扁鹊飞救与广州军区总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整合区域医疗急救资源,在急救体系中划分信息流、人流和资金流。当患者发病初期跟120联系,120得到信息后,中心医院就同步得到了患者信息。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会把患者生命体征数据实时传输到中心医院,在患者到达医院时,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可以直接去导管室、手术室,不必经过分诊台以及急救科室,大大减少了救治时间。

  扁鹊飞救常务副总裁李海芳还介绍,扁鹊飞救系统还引入保险等金融工具,患者入了保险,在医保之外还有可以获得5万元的限额免费,这就解决了很多患者“看病贵”的后顾之忧。

  急救体系的改善,不仅挽救了更多生命,还改变了区域的医疗资源配置生态。创新就是如此,从原点出发,抵达更深层次。

  行动者渐行渐深

  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王昕和她的团队在安全检测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这只是模式的一环。王昕试图“构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形成良性的信任消费生态”。

  因而,“良心守护大地生产者联盟”得以成立,“小而美”的生产者与大型生产养殖企业同时存在,他们认同春播网的标准,获得更多销路。

  “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一口一口地吃出来。”王昕坚信,人们可以通过每次消费为美好社会投上一票。

  创新的本质总是相同——要走向纵深。6年前,汤敏尝试用行动解决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依托友成志愿者驿站和各地合作组织及单位,采取以调动优秀退休教师下乡的创新方法,为广西、内蒙古等地区的贫困地区学校进行教育管理和教学水平提升的帮扶,这就是常青义教项目。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仍只是杯水车薪。常青义教升级为2.0版,友成基金会开展了双师教学项目,通过与人大附中等学校合作,通过互联网将课程送往乡村。这一干就是3年,在全国100多个县的200余所学校,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大幅提高。

  “这种方式的成本非常低,送到200个学校还是2000个学校,几乎是一样的,因而产生了大规模推广的模式。”汤敏说。

  然而,这就够了吗?既然可以将课堂拍下来,为什么不能做得更活跃?友成基金会与清华大学爱学堂合作,将更加多元的、有趣灵活的、优质数字教育教学资源及课程引进乡村,在将近20个县进行试验,这就是升级至3.0版的“乡村教育创新计划”。

  升级意味价值的扩大。如何衡量创新行动的价值?王平认为可采用“3A”的社会价值评估框架:“Aim是社会创新‘善度’与‘纯度’;Approach是制度、工具带来的潜在‘效率提升度’;Action是对‘成功度’的判断。”

[责任编辑:钟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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