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

2017-10-20 11:43 来源:光明日报—光明网 
2017-10-20 11:43:27来源:光明日报—光明网作者:责任编辑:张琳

  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制四年。在这四年学习期间,除了有理论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外语课程(俄语或英语)以外,还有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课。例如,经济学说史是一学年(大学三年级)的课程,三年级上学期由陈岱孙教授讲授,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思想讲到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三年级下学期由陈岱孙教授和徐毓枬教授合讲,陈岱孙教授讲授新古典学派,徐毓枬教授讲授凯恩斯经济学。当时,同学们都感到考试有压力,但毕业后同学们回校团聚时都异口同声地说:“经济学说史一课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史也是重点课程。当时分为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由陈振汉教授、熊正文副教授主讲;另一门是西方经济史,由周炳琳教授主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一课从鸦片战争前清朝的闭关政策讲起,直到清朝被推翻后民国初期民族资本的兴起。西方经济史一课主要讲述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

  后来,北京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又有所增加,这时我已经毕业留校了,但能有机会继续旁听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听过的新课。关于经济学说史方向的新课有:罗志如教授、胡代光教授和范家骧教授共同讲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他们把凯恩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补上了。新开设的课程还有赵靖教授开设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些课都使我受益匪浅。

  我自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先担任资料员,后来又转入教师系列,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我讲课的范围很广,包括西方经济史、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我也讲授过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论》解读。从教学实践中,我深深感到,得益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地方很多。我至今仍担任“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和“比较经济史”两门研究生课程。至于为大学生开设的“欧洲经济史”和“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两门课程,我都转给留校博士生和博士后讲授了。他们在我的帮助下,已能独立授课,并受到学生欢迎,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

  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着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错误倾向

  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对经济学的学习者来说,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如此重要,为什么国内这么多的大学经济系或专门的财经学院却不为大学生、研究生开设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呢?如果是由于要讲授的课程太多,所以就不开设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那么为什么不把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先列为选修课呢?如果是因为能够讲授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教师人数不足,那么为什么不挑选一些有基础的教师到某些已开设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大学去进修、培训呢?只要学校领导重视,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对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让我们从西方经济史的学习谈起。

  学习欧洲经济史,对我们很有启发的是工业化如何开始的问题。要知道,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的工业。比如说,古代的希腊、罗马和西亚,古代的中国,以及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都有规模较大的造船业、采矿业和毛纺织业。但在当时,设备不是主要的投资对象,工业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有些地区虽然也利用了水力、风力和畜力,但这与工业化过程中使用蒸汽机、后来使用电力作为动力不一样。只有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才是人类社会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工业化是通过一系列巨额投资来实现的。最重要的是:谁是投资主体?他们为什么愿意投资?他们能够获得投资回报吗?他们投资所获得的财产能得到保障吗?这些都属于制度变革问题。因此,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工业化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改革的过程,产权迟早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有经济如此,非公有经济同样如此。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还清楚地说明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有些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建立了商船队和舰队,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进行海外贸易,并以武力掠夺土地和财富,但他们劫掠到的财富虽多,却并未用在国内的工业,而是继续用在商业和金融业中,以便继续扩大殖民化,掠夺当地的财富。他们掠夺到的海外财富,也有一部分是流入本国的,但主要用于建筑豪宅,购置庄园,或投资于商业、金融业。这些富有的商人当时是瞧不起那些从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业主、作坊主的,他们不愿同这些小作坊主和技工为伍,认为这样会贬低自己的地位。在英国和法国,最初从事制造业的全都是小作坊主、熟练技工和有眼光的小商人。他们的资本来自何处?一靠自己的积蓄;二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和投资参股;三靠民间借贷,尽管利息不低,但创业者还能承受;四靠利润的再投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工业品供给增多,市场不断扩大,富裕的大商人才投资于大中型工业企业,更晚一些,金融业才有选择地介入制造业。

  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又是如何缓解的呢?说得更明确些,最早的那些用于工业生产的机器设备,是谁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从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工业化进展的历史来看,第一代工程师来自散布于国内城乡的工匠,如磨盘匠、钟表匠、唧筒匠、风车匠等,还有一些是肯动脑子、爱钻研问题的人。“爱动脑子”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但是,为了生产出机器设备,仅仅有这些“爱动脑子”的人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技工加入这支队伍。这些国家一般采取了下述三种方式:一是招收学徒,包括工厂招收学徒和有技能的师傅招收学徒(称个人学徒),两类学徒并存,常在一个工地上干活;二是定期轮训,以提高技工和学徒的本领;三是设立职业技术学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以加快技工的培养。此外,不少国家还严禁技工外流到外国去工作,害怕他们把技术诀窍带到外国去。通过海关严查,一旦查到有技工偷偷外移,就课以重税,或坐牢。

  工业化开始后,需要有体力劳动者,主要是农民。他们纷纷离乡背井,进入城镇寻找工作。他们的配偶(有时还有子女)都一起进城了。但妇女在城里找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妇女的职业机会不多。这样,农民进城以后单靠男性打工赚钱,收入微薄,无法养家,渐渐连住房也租不起,孩子也上不了学,全家只能住在棚户里。妇女就业问题是如何缓解的呢?据经济史资料,多亏有了缝纫机。有了缝纫机,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投资者办起了服装厂,招收女工生产服装,包括童装和时装,或制造花边。缝纫机生产多了,价格下跌,有些家庭也可以购置缝纫机,家庭妇女可以在家里为服装厂工作,进行服装等产品的加工,按件取得报酬。这样一来,农民进城后的全家收入增加了,他们和家里人也就安心地生活在城镇之中。在西方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农村外出务工的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在城镇中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住棚户区、工资水平低、孩子受教育机会少、生病也无法及时就医。但随着工会运动的兴起和工会为工人(包括农村来的务工者)的利益而力争,再加上社会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关注,工人的生活逐渐改善。加之,农村人口减少后,农业人均收入也提高了。渐渐地,农村不再像工业化前期那样有那么多劳动力供应城市。农民外出的主要出路是美国、加拿大,或者是西方列强所控制的亚非国家。而填补西方工业国家的劳动力,则改为东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移民。这种情况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并延续了很长时间。

  上述有关西欧国家工业化前期的状况,对于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习经济史,明白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下面,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做一些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这里举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久?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分为不同的体制的。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模式、一种传统体制。那里实行的是农奴制度,社会上大体分为两大阶级、两大阵营。贵族是统治阶级,以血统高贵为标志,世代相传。农奴是被统治阶级,是贱民,没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为农奴。庄园是贵族领主的采邑,基本上是自给的,农奴服劳役,耕种土地,上交地租给贵族领主。

  但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西欧封建制度下逐渐形成中世纪城市。城市力量逐渐壮大,终于形成同贵族领主对抗的格局。城市最后击败了贵族领主,赢得了自治权。城市居民也逐渐分化,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成为资产者,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和受雇的帮工和学徒成为无产者。城市和乡村(庄园)之间又经历了长期斗争,最终,王权兴起了,城市投靠了王权,王权和城市的联合击败了割据一方的贵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西欧民族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的历史与西欧有很大差异。至少从东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称为传统体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上重血缘、重门第、重出身,豪门及其子弟掌权,庶民都被排斥于高官行列之外。虽然从隋朝起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但改变不了大姓、豪门、权贵的势力。安史之乱(755—76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历经中晚唐五代,大约二百年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发生转变的过渡期。华北和中原一带的大户名门先后遭叛军的洗劫,后来又因各地藩镇自立政权,他们为充实府第,向驻地富人豪族索钱索粮,大户人家纷纷逃难,不再成为能控制地方政局的势力。到公元960年,终于建立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从宋朝起,开始从过去的传统体制逐渐转变为新的体制,也可以称为“改良的封建体制”。

  从宋朝起,科举制度走向规范化,科举成为进入仕途的通道。只要用功读书,即使家世贫寒,也有做官的机会。同时,从宋朝起,土地可以买卖,商人可以买田,成为地主,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有贵族和官员才能成为地主。

  重科举而轻门第,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传统体制过渡到改良体制的两大标志。然而,皇权可以更替,科举制度则延续下来,土地可以买卖,官僚家庭的败家子可以把祖上留下的田产卖光,但这并不影响皇庄依然是皇庄。不管怎样,这种改良的封建体制从宋朝起又延续了大约一千年之久。

  转变为改良的封建体制后,中国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涌现出旨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中国出现的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内的异己力量,如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割据一方的军阀和皇室内部的夺位之战。即使这些封建制度内的异己力量中,有些暂时得胜,甚至建立了新皇朝,但依旧是封建王朝。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长久的主要原因。

  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有可能了解中国为什么很难像西欧国家或美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欧中世纪城市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一直是皇权牢牢控制的政治中心,而不像西欧中世纪城市那样成为自治城市,成为资产者、作坊主和帮工们的据点。正是他们最终投靠王权,打垮了割据一方的贵族领主,从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在有机会从西方国家引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时,仍始终是唯我独尊,盲目自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逐渐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清朝末期,中国的有志者一直在寻找出路,寻找可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理论,但都没有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这是历史的必然。

  学习经济学说史,知晓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所在

  让我们再转到经济学说史的方向来说明经济研究者懂得经济学说史的意义。

  经济学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宏观经济学部分,二是微观经济学部分,三是制度经济学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采取数量分析方法,考察经济中有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总量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以个别经济单位(企业、家庭、个人)和个别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个量分析方法。除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外,还存在采取非数量分析方法,以所谓“质”的问题作为对象的制度经济学,它强调制度、伦理、文化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分析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利益集团的冲突,探讨经济行为的评价标准和选择原则等。但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中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西方经济学说虽然可以上溯到重商主义和官房经济学派,但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官房经济学派在经济学方面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它们主要是考察16、17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和财富积累的方法,对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很少涉及。

  经济学说史界的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近现代经济学的形成是同工业化的启动连接在一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密无疑是古典学派的奠基人。这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之分,亚当·斯密对这三个领域都有研究。他的追随者同他一样,既研究微观经济活动,也研究宏观经济活动,还研究制度、伦理、文化方向的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市场理论等等。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均衡论者。他们从工业化开始以后的实践中懂得,绝对均衡是做不到的,而且难以保持下去,只能做到相对均衡,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因此,根据他们的理论,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清除经济增长中的障碍。他们还认为,对落后企业的淘汰不可避免,但谁来淘汰落后企业?不是政府,而是市场。

  李嘉图是古典学派最后一位有影响的领军人物,劳动价值论仍是他所坚持的。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中舍弃了劳动价值论,代之以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包括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说法,或者用“价格”代替“价值”。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年份,以马歇尔为代表成立了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除了摒弃了劳动价值论以外,仍坚持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凯恩斯这时也是新古典学派的一员,他当时发表的著作都是同新古典学派一致的。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主流地位。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浪潮也从美国传递到西欧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新古典学派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凯恩斯这时依旧保持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但他自1933年以后开始变化。1936年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这本著作表明凯恩斯已从新古典学派的相对均衡理论家转为他自己的非均衡理论的鼓吹者。凯恩斯从需求角度着手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需求不足难以避免,所以必须有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即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也就是说,在需求不足时,失业率高,这时可以采取刺激需求的宽松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在需求过大时,物价上涨,这时可以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说,被许多国家所采纳。

  凯恩斯经济学是以需求调节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的。他认为,这是适应近期的政策。凯恩斯把供给研究视为中期理论,不包括在近期理论之内,所以他不考虑经济增长和结构问题。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都留给他的追随者继续研究。

  凯恩斯需求调节政策的推行虽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却给资本主义带来不少新的矛盾和难题,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货币学派,弗里德曼和他的一批学生成为货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货币学派遵循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理由是:只要长时期内保持货币的中性,就可以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既维持经济增长,又避免通货膨胀。关于失业问题,货币学派认为: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失业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所以凯恩斯的需求调节主张是无根据的,也是无效的。

  凯恩斯同货币学派之间的争论最近几十年内一直未停止过,只是有时激烈,有时和缓而已。

  对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反思

  接着,让我们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理性人”假说进行如下的反思。

  从18世纪70年代起,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也就是“理性人”,都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他们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暗中引导人们各得其所,结果使每一个交易者在市场秩序的安排下,既能增加个人利益,又能增加公共利益。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斯密教条”。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不少人始终维护“理性人假设”,认为这样就能使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但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把冲突当作例外,是短期现象,因为交易者谁都不希望市场秩序被破坏,否则谁都没有好处。这样的想法被认为是“理性人”遵守的原则,没有人愿意违背它。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不断扩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多,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频繁,市场的不和谐出现了,而且经济的忽冷忽热成为惯例,从而,“理性人”假说失灵了。这种情况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使交易者陷入困惑之中。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少交易者转而倾向于“次优选择”。“次优选择”是指:既然最优是不现实的,不如退而求其次,交易者们相继不再继续坚持“最低成本”“最大利润”的理念,而倾向于“次优选择”。“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让位于“社会人”或“现实人”的假设,“次优选择”成为一种自保措施。

  在消费领域内,信息越来越多,谁能掌握如此数量的信息?时间不允许,财力也不允许,从而对“较小遗憾”的追求替代了对“最大满足”的追求。

  在投资领域内更是如此。投资领域内,谁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谁能在搜集到全部信息后再作出决策?不确定性太多了。投资者不应当停留在“理性人”的框架内,而必然会倾向于成为一个“现实人”。这就是:在同市场竞争对手较量时,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紧张。“理性人”的观念可能起源于18—19世纪,至多可以延长到20世纪前半期。“现实人”的观念从20世纪后半期起就已渐渐处于上风,21世纪肯定是“现实人”的世界而不是“理性人”的世界。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消费领域内还是在投资领域内,“理性人”让位于“现实人”是必然的,而且这越来越被事实所证明。

  那么,“现实人”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理性人”所坚持的“独赢”,而是同“次优选择”并存的“众赢”“共赢”。

  具体地说,“现实人”的信条就是和解:与其同对手硬拼到底,不如各自后退一步。硬拼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是“双输”。而和解的结果,是合作,是双赢。和解的结果可能是多样化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一切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大形势而异。换言之,和解是斗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由“现实人”(而不是古典学派所推崇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坚持的和解,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在发生市场纠纷或矛盾时,强势的一方给弱势的一方保留一个生存、生产经营、活动的领域,彼此相互信任,共同遵守谈判的成果。

  第二种做法:强势一方把弱势一方作为合作伙伴,帮助后者改进技术和融资,帮助后者培训技工和管理人员,以便生产新产品。这样,弱势一方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视强势一方为合伙者,它们之间的市场纠纷也就消失了。

  第三种做法:强势一方扩展为一个集团公司,帮助弱势一方成为集团公司的成员。这样,弱势一方不仅能生存下来,继续发展,如果再出现纠纷,还可以在集团公司内部协商解决。

  第四种做法: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可以通过协商,订立协定,划清业务边界,彼此和平共处,互不违约,直到形势变化。

  综上所述,双赢的核心是双方作为“现实人”,都接受和解,双方都能满意,从而都有前景。

  这表明,市场竞争中的纠纷和矛盾,是可以化解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越来越让步于“社会人”或“现实人”,这就是市场的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对我们来说,学习西方经济学近三百年来的演变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能较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说是怎样一步步变化的,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体系的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了解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概况,以及这些国家所遇到的和力求解释的新课题。马克思当初写作《资本论》时,阅读了多少种包括重商主义、官房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从而不仅坚持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并予以更加清晰的解释,而且还创造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在创造剩余价值论的过程中还写下了《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样一部著作。可见,对经济学说史的评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和新的内容,并由实践来检验。换言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政策,都要求有新的解释和新的论述,这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人民在农村所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试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新型合作制、家庭农场制和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试验。中国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农村面貌一新。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也是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道路提供的经验,难道不值得继续探讨吗?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传统发展方式,即数量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方式,追求的是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并认为这就是中国国情。其实,这是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效率低下、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生态破坏、结构失调、某些行业产能过剩,而短板行业则一直未能补上。为此,我们必须深入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着手从数量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益型和质量型的发展方式,将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实行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补齐短板,调动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动力和活力。要知道,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重中之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第三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变化。人力资本革命大体上在三个领域内有较突出的表现:一是外出农民工中有不少人回乡创业。他们已外出务工多年,结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某些技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懂得了市场运作,于是纷纷返回家乡。这样,既与亲人团聚,又可以投身于养殖业、种植业或手工业,或者办起了小微企业,并通过职教方式充实自己的知识,精通自己的技艺。二是不少年轻人,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等,都投身于创意、创新、创业的大潮中,他们正在不断学习,不断参加新产品或产品新功能的研究,同时,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关心这些年轻人的创意、创新,支持他们的研究成果,使自己受益。三是一些大学毕业生,自愿到农村去,同家庭农场主、合作组织的领导人订合同,加入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并为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作贡献。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耗尽了,中国的改革红利已经枯竭了。这些人实际上不了解中国。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正在不停地发展,并为新的人口红利、新的改革红利的登场创造条件。

  我以为,历史是需要不断总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会止步于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牢记着“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一定会让社会主义经济学继续发展壮大。

   (作者:厉以宁 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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