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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以平衡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2018-04-30 17:52 来源:光明网 
2018-04-30 17:52:04来源:光明网作者:责任编辑:刘超

宋晓梧:以平衡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宋晓梧

  4月28日,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与浙江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主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动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出席并讲演。宋晓梧表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当正确理解其中的不平衡问题。他从城乡、区域、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等角度讨论了不平衡的具体内涵,并提出了以下四个未来发展的着力点: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镇化进程;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替代经济增长衡量指标;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二次分配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此次论坛,刚才我的两位老朋友(贾康、高培勇)的讲演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但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此我想讲的是如何以平衡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刚才贾康已经讲到,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一个重大的判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涉及全局的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判断,这与以前我们对于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有了很大的变化。据我所知,原本主要是提出了“不平衡”,后来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提出来有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就把“不充分”加上去了。

  首先,应该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大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平衡发展方面还是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说这五年有6800多万人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2年3.1:1下降到2016年的2.72:1;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覆盖了7亿多人口,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进展;同时由于五大理念把生态发展提高到当前经济发展的突出地位,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正如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报告中所指出的,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了一半。可能杭州这个地方体会不太深刻,我们在北京的体会较为深刻。

  但是,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追求GDP为主要导向的高速增长。追求GDP增长为我们中国的经济综合实力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包括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对于不平衡的问题,究竟怎么理解?我现在看到很多材料,但是真正深入讨论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方面的不平衡,比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里面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或者金融发展不平衡,这些大家都承认。在金融里面,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也不平衡,这都是不平衡的问题,如果这样来理解不平衡的话,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结构矛盾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都包括进去了。对于一个总体的战略性描述,这样的归纳是不是太过于宽泛了?当然,不平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把它限制到经济社会这个范围,当前最主要的不平衡是什么?我们要抓住什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我试着从我自己研究的角度提出这么几个问题。从地域层面上,老百姓能够亲身感受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再一个是从制度角度来讲,有一次分配不平衡和二次分配不平衡。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有交叉的,但是如此区分来讲以说明不平衡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个探索。

  第一个方面,城乡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平衡,应该说,2013年以来城镇化率是在加快的,这里有很多数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城市化率仍然远低于工业化率,现在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到6%,但农业人口将近50%;城镇化率在2016年达到了57.35%,但是如果除去那些被算在城市化内但还没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后,城镇化率只有40%多一点。另外,城市化和工业化方面,包括农村和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都是老百姓亲身感受到的,这种不平衡非常突出。还有就业、公民基本权益不平衡,会引发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满。从这点我想到,在研究城乡不平衡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一个群体——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于城乡不平衡体会最深的群体。这个问题应该说很多年前我就提出来了。大概十多年前我提出,农民工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用词,也有人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但是现在“十三五”已经过了一半了,农民工远没有成为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农民工的增量增速开始回落,但是农民工的总体数量仍然在增加。2016年,农民工增速有所回暖,比上一年增速增长了1.5%。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依然非常大,见图1。农民工收入增长速度自2015年以后开始下降,且低于城镇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这样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将会进一步扩大。这个情况我觉得对于研究平衡发展来说,是应该高度关注的。我们现在提出全面实现小康,有人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里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2.7亿农民工加上他们的留守子女和父母,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加起来估计有5亿左右。中国有13亿多人口,如果这部分人没有实现小康,我们就不能说中国是全面实现小康。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得益于各地最低工资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仅限于提高最低工资,这是不够的,应该实现同工同酬的原则。另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应当启动,同时要赋予农民合理的资产收益权利。

宋晓梧:以平衡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图1 2011—2016年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月平均收入对比

  资料来源:2011—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6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

  在“十三五”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的比例将超过50%,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系和老一代农民工不一样,新生代对不平衡的体会非常深,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在城里长大,都没有种过地,让他们回农村是不可能了。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系就是城里人,对不平衡的体会与老一辈是不一样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做了一个“十三五”重大风险问题的研究,其中就提出来如果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处理不当,将可能产生重大的潜在风险。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根本的出路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未来十年至少平均每年推进的2到3千万农民工的市民化。尽管现在已经在推进,但这个力度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说要进一步加大,并且能够带动他们的直系亲属进城镇。应避免把农民看成是低端人口,为了城市的干净、整洁,通过种种的举措把他们从城里清除出去,这与平衡发展的大方向相违背。

  第二个方面,区域差距仍然过大。分析区域差距的数据和指标太多了,我讲一个最概括的数据,即GPR值(区域GDP占全国比重与区域人口占全国比重的比值)。我们调研后发现,2012年在16个发达国家的323个省级区域中,GPR值在合理范围(0.75-1.25)的区域有264个,占全部区域81.4%。按照这个数值,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合理区域的只有32%,高于这一范围的,即区域的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聚度的只有6个,低于这一范围的有15个。这也是用来解释中国人口大量流动的一个原因。GPR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自由迁徙。如果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合理流动的角度而言,现在存在的户籍制度的局限可能不利于区域的合理发展。

  通过这张图(图2)来看美国人口的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匹配情况,以及中国的情况,我们仍差的很远。由于时间原因,我不多展开讲这方面的问题,就讲以上这个最突出的指标。

 宋晓梧:以平衡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宋晓梧:以平衡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图2 中美两国GDP与人口分布对比

  资料来源:《研讨实录第69期)》,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第三个方面,一次分配差距仍然过大。从2010年以后我国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几年从整体上看经济增长率有所下调,但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差距依然在扩大。那么总基尼系数怎么缩小了?是由于虽然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但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基尼系数还是扩大的(城镇内部基尼系数由2007年的0.34增长到2013年的0.36,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由2007年的0.36增长到2013年的0.37)。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这个可以进一步分析。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曾经连续7、8年各个省较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有的提高了20%,有的提高了17%。把农民工的工资算成农民收入是由中国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并不会作此处理。我们原本想拿一些数据和国外进行对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没有这个数字,所以也没有类似的计算方法。正是由于这样的计算方法,农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然而城乡的真实差距仍然相当大。

  第四个方面,二次分配不平衡、不公平。二次分配不平衡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二是税收。曾有国外人士问我,英国、美国、日本一次分配基尼系数是0.5左右,通过二次分配降到0.3了,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作为多年研究劳动经济的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回答我说,通过二次分配,基尼系数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以注意到,甚至有些社会保障或者福利项目还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我在2000年写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报告》里提出有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存在逆向转移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随着城乡二元经济发展逐步变化。

  再来看税收。去年,我们专门研究了税收对于一次分配所起的作用,研究的结果不太乐观,税收比社保还不乐观。我们研究结论是整体税率随收入上升而下降,按照收入16等分法统计分析,可以看到,收入越低,税收负担越重,收入越高,税收负担越轻。我国直接税占比很低,间接税占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税种出现累退性,全国平均有效税率是23.31%,累退性税收占了70.01%,就造成了税收在总体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有的地方是逆向转移。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报告还没有公开发表,是我们内部的研究报告,在4月份的学术委员会上进行了讨论,讨论后大家觉得这个很有价值,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果MT指数(税前基尼系数-税后基尼系数)为负(见表1),即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相减,MT的指数为负,表明加剧了不平衡。结论就是,整体税制的累退性加剧了收入的不平衡,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能力并没有提高,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表1 不同税负转嫁假定下的税收基尼系数和MT系数

 

税负转嫁假定

税前基尼系数

税后基尼系数

MT指数

累退性强度

企业所得税

财产税

1

1

0.421    

 

0.435

-0.014

 

1

2

0.438

-0.017

 

1

3

0.441

-0.020

 

2

1

0.441

-0.020

 

2

2

0.444

-0.023

 

2

3

0.448

-0.027

累退性最强

3

1

0.435

-0.014

累退性最弱

3

2

0.438

-0.017

 

3

3

0.441

-0.020

 

4

1

0.438

-0.017

 

4

2

0.441

-0.020

累退性适中

4

3

0.444

-0.023

 

  解决城乡问题、区域问题、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仅仅提出几个着力点:

  第一,城乡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镇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加快城镇化的着力点在农民工市民化。

  第二,区域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经济集聚度和人口集聚度不平衡,应该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着力点,替代GDP衡量指标。

  第三,解决一次分配不平衡,应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第四,解决二次分配不平衡,应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着力发挥二次分配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作用。但在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在基本保障方面,有人主张对养老保险实行全账户,但结果肯定是扩大一次分配差距,虽然在设计上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从平衡角度上方向错了,这方面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以上是我提出的着力点和方向。

  谢谢大家!

  (整理:张朝阳)

[责任编辑: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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