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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

2018-05-02 16:47 来源:光明网 
2018-05-02 16:47:53来源:光明网作者:责任编辑:刘超

黄群慧: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4月28日,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与浙江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主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动力”。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并讲演。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产业和区域发展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视产业发展中的六大战略以及三大体系的构建,确保经济质量的稳步提升。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个题目,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在谈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动力,我这里汇报一个题目叫《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当然,总体显的题目很大,但是我的诠释是基于我们的一个研究,是从我们擅长的研究视角来进行诠释。

  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了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是对中国经济整体阶段的判断,对这个阶段的判断我认为应该放到未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去考虑。其实我们分析一个国家也可以从一个组织视角来分析,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拿管理学组织制定战略的理论来分析,叫SWOT分析,以此为基础制定一个新的战略。我认为中国的十九大也是基于中国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包括它的优势、劣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给出了一个阶段的判断,然后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其实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身就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集合。我们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就是使我们保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它的基本逻辑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代表着我们中国的经济,要求我们中国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概括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这个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恰恰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的。那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应该制定新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那就是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我们要来回答、梳理一下中国的经济,怎样才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首先,我们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是高速增长的阶段。这是一个GDP的世界排位(如下图示),从1990年我们是排名第10位,到20年后我们首次站到了第2位。到了2017年,我们始终保持世界第2位,而且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也越来越小,大概有美国70%左右的经济总量,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些年的高速增长。甚至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谈到,40年中我们GDP的平均增速是9.5%。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世界上很少有经济体在长达40年的过程中,保持9.5%的增速,这是世界上前无古人的,是不是有后来者也不好判断。

  对于最近的贸易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快速崛起而产生的。从4月1号以后,我们一直在应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从我们这个视角来应对,因为这次本来名义上是贸易战,但是《美国对华301调查》是针对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来至少有三点要明确:第一点,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对华的调查,它反映的恰恰是中国和美国实力对比变化的结果。贸易战的基础,它的针对方向还是针对中国技术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把这个角度放到了中国制造2025年,因为2015年5月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恰恰是中国感觉到中国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才制定的战略。另外一个大的背景是要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因为在2008年美国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相应的世界各国都开始推出应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系列国家级规划或者战略,包括德国工业4.0,美国的先进制造业振兴规划,日本所谓的社会5.0,美国的37项新工业计划等等,于是中国结合自己的情况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其实我们一直在参与这个过程,包括2012年我们提出中国是个大国而不是强国,要制定强国的规划。但是推出的时候,没有想到成为美国贸易战的口舌,因为你在推出德国工业4.0时没有人反对,我们推出中国制造2025它却反对,其实它最想的是遏制中国能够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对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来说,制造业是真正的基础,这是一个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所以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开始采取一系列遏制措施。比如中国制造2025中有一些描述,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要达到80%,但这不是中国制造2025本身的内涵,它是我们工程院制定的一个所谓的技术路线图,是属于一种学术性的说法,但是这个也受到了美国的很大关注。

  在认识到这种成就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视角来看,我至少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我们放到某一个省或者区域看,每个省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北京、天津已经到了后工业化的阶段,但是中西部,比如贵州等等这些省份只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演进的过程看,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但是如果前后期的差距,如果一定要用时间来衡量的话,那至少经济发展差了50年以上的水平。这些反映了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我们在2015年提出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也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诠释这个,包括从财政、宏观政策等等,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产业高端的有效供给不足,低端的无效供给是产能过剩,这是困扰我国经济很长时间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从中美贸易战来看,芯片已经成了大家反反复复讨论的问题,其实芯片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我们在工业上始终提出一个说法,叫做中国的“工业四基”是比较落后的。基础的核心零部件、基础的重要原材料、基础的产业共性技术、基础的核心工艺,这是工业四基,整体来说我们非常落后。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四基恰恰反映了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有一个工业强基,就是针对这四基。反过来现在讨论很多的是我们全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这个概念也是不成立的。除了有的人认为,产业政策过强会产生畸形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技术进步的路线必须明确。因为中国的技术路线,我们最初是以市场换技术。比如高铁,我们把高铁拆解以后知道了构架能力,这种构架能力有了以后,再去重新生产各个零部件,核心的零部件短时间内生产不出,只能去买,这是我们技术进步的路线。但是芯片的进步路线,芯片本身就是核心零部件,我们无法生产,只能长期购买。对此的生产,不仅仅是一个小的芯片,其实里面成千上万个集成电路,非常复杂,通过“反求”去试错,这不太可能。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太快了,解决了量的问题,但是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其是工业化需要时间变量,我们的时间变量还没有达到,包括工匠精神、磨合等等达不到,那么短时间内是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

  第三个方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最近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因为谈虚拟经济有说法,谈实体经济有说法。但是一谈到实体经济,什么是实体经济,这个问题随之就提到一个话题上,因为很多人认为自己都是实体经济,甚至有的人极端地认为金融也可以作为实体经济。我们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分为三个层面,制造业是最核心的层面,或者从最狭义的层面。但是这个很窄,包括农业也是实体、能源也是实体,所以一般意义的实体是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金融和房地产是要放在外面的,这个分类我们认为是三个层面的实体经济。这个分完以后,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想说明不同层面的实体经济,其实这些年的占比是逐年下降的。实体经济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占比都在下降,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都在上升,如果把金融和房地产放在一起,它已经从12%到了2016年的15%,这个占比的上升速度有点过快,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脱实向虚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何德旭老师分析了很多,认为有好处,也有很多问题,我同意。但是有一个比较,美国才占到7%左右,其实我们的占比是高了,因为如果和美国横向比,是占比高。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刚才何德旭院长分析了很多,从我而言,我并不想检讨金融的问题,因为金融、房地产都有体制问题,但是根子还是在实体经济自身的供给质量没有提高。

  如下图所示,上部分是反映了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比较低,它到了该转型升级的地方没有转型升级,消费得不到满足,转移到国外,所以实体经济的整体增长是要下降的。但是实体经济为什么增速会慢,是因为它的利润率低,金融投给你钱,金融从来做锦上添花的事,如果不挣钱,它就自我循环,所以循环的多,实体经济本身就融资难、融资贵,还不如搞房地产金融、搞创新乱象,创新之后自己循环,赚钱更快,所以为什么要给你呢?但是如果实体经济质量提升,比如我们做出了好的芯片,哪个银行会不贷款呢?所以我们要反思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供给是不充分的,说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肯定有虚拟经济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要反思实体经济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因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客观上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工业化是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国家,一个13亿人口短短40年一下子从工业化初级阶段跨越到后期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成本和代价是以资源的开采和环境牺牲,所以我们资源环境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关键是这些发展没有沿着绿色经济发展,所以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

  第五个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现在我们认为的三大攻坚战,第一大攻坚战是金融风险,第二大攻坚战是脱贫,其实脱贫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有关的,第三大攻坚战是环保,就是刚才认为的第四个经济增速和资源环境承载不平衡有关。不仅如此,在城市化发展中,社会民生发展不充分,养老等问题是我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如果纳入到现有经济学的框架中,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协调与不平衡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互相配合和协调的,初期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到了中后期是城市化拉动工业化,但是城市化的总体政策是有偏颇的,结果是使我们这十年、二十年城市化没有反过来拉动高质量的工业化。如果放到政策逻辑,其实可以归结为五大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是由于发展质量有待于提升。

  但“质量”这词如果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下,其实很难嵌入到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框架里。相反在微观层面,我们知道管理学界定什么是所谓的质量,就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相关方要求的承诺,比如产品质量是有标准的,服务质量也是有标准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宏观经济发展质量有没有标准?我们用什么指标去统计。所以现在看来,包括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能不能在工业方面有一套质量标准,但是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因为从理论上已经有答案了,比如供给质量,就是在经济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是供给质量。供给质量可以理解为供给要素质量、供给体系质量。以前我们认为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前的经济增长是靠数量推动的,现在我们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现在每年劳动人口要减少二三百万,那么你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就是供给要素质量在提升。产品、企业和产业都可以理解为要素的集合,就是供给体系。这些理论上都可以解释的清楚,但是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指标衡量。经济学给了一个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非常正确,我刚才提到人、劳动力、资本数量投入以外,额外有的增长都是靠创新,这就是全要素生产力。那么全要素生产力就是一种高质量增长,现在文件中提出推动全要素增长率驱动的增长,就是高质量发展。那么问题在于我们都是搞经济学的,这个指标在现实中,比如让工信部、各个省测量全要素生产率来评价有没有高质量增长,基本上做不到,因为10个经济学家能够测出15个结果,都是自己算出来的。所以必须把各个统计指标去分析它背后有没有高质量的含义。比如第三产业结构,再比如GDP增长了,要分析它背后有没有相应指标的增长含义。包括第三产业结构也是这样的,比如第三产业高速增长,未必一定是高质量增长。包括工业,2017年工业高速增长,包括利润也大幅度改善,但是它是不是高质量增长呢?我判断不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得益于PPI,我们到2016年10月份连续50个月负增长,而2016年10月份以后PPI大幅度上涨,包括我们的出口也大幅度上涨,PPI、出口上涨都不是我们希望的增长。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2015年利润大幅度下降,2016年有所缓和,到2017年又大幅度上涨,但是这种大幅度波动也不是质量优了,而是得益于PPI价格变化。包括我们的出口,而出口增长又和我们内需拉动的要求不同。当然,也有一些增长,比如一些高质量产业出现,以及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现在我们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这些年的增长是远高于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而六大耗能产业是远低于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动能正在转换。

  如果要这样认识的话,我们现在需要基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制定一个战略。下图作为一个总结,是关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提出六大战略。这六大战略我认为可以归为三大体系,产业体系、区域体系、动力体系。无论是产业体系还是区域体系,最终都需要深化改革和开放来构建你的动力体系,那就是第五个战略和第六个战略。这六大战略构成了三大体系,就能够保障中国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最终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以上是我的简要汇报,谈的不当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整理:马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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