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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2018-05-03 17:48 来源:光明网 

宋晓梧: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4月28日,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与浙江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主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动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出席并接受了光明网的专题采访,就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间经济差距和城市群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主持人: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如何看待这种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如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宋晓梧:区域发展是世界上各个大国都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很多大国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国家,如何保证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区域发展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过程:

  建国初期是向内地倾斜,因为那时要备战备荒。改革开放初期有20多年的时间是向沿海倾斜,给了很多针对沿海的特殊政策。后来发现高速发展的沿海与内地差别越来越大,并影响到整个统一市场的建设,因此从2000年左右提出西部大开发,然后提出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板块,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八大以后又有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从国际上来看,内部的发展和“一带一路”连接起来,开放并形成了大的区域发展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在2000年后有很大的进展,除了这几大板块之外,对老、少、边、穷等特殊的地区同样进行了支持。像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放在区域发展的大框架来看,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总体来说有一个大的问题需要转变,就是我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要明确何为区域发展,衡量区域发展的指标是什么。过去我们在高速发展阶段,偏重于一个地区的GDP或人均GDP的发展,由于我们国家政府的职能很强大,政府之间GDP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多其他的弊端,比如说产能过剩,环境问题等等。从区域角度来说,以各地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为导向,往往忽视了发展的高质量。

  那么高质量的发展以什么为主要衡量指标呢?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地缘差别,依然以人均GDP,或者说依然以GDP为导向衡量区域发展并不现实。根据国际的经验,我们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的指标,比如铁路、交通、通讯、网络等基本设施,教育设施等公共教育水平,养老,医疗,供电,供水,供暖等,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区域的GDP指标。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提出了,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指出,取消各省市的GDP考核指标,不用它来衡量经济质量。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论,目前对一些特别的生态保护区已取消了GDP考核指标,但是从全国来说并没有。GDP作为一个预期性的指标是可以保留的,但是不能对各个地区作为计划去落实,这是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你也提到区域,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这一块也是区域衡量的指标,这个指标在衡量城乡发展里面也是适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

  宋晓梧:发展不平衡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不匹配。我国当前农村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6%左右,可是人口还占到将近50%,这就表明存在一定问题。

  从2012年以后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到2个百分点,有比较大的进展。但是总体来说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差得很多,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化率为50%多一点。把农民工留在城市里面半年以上便属于常住人口,但是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各个公共服务,从社会保障视角来看,我们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这么的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要考虑到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的特点,并非一朝一夕便可解决,当然应该加快解决速度。十九大的报告和今年的两会对此非常重视,提出农村建设、特色小镇、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议题,对农村的土地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的改革措施。

  我个人认为,在城乡发展这方面最应该重视的是农民工问题,这一群体因为户籍制度被行政化分割,他们对城乡差距的体会最深。我认为,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是中国目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中央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以来,一亿农民已经实现市民化,进程比过去加快了。但是去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民工仍然有2.7亿多没有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加上其子女与其他直系亲属,至少有四、五亿人口。我们要把他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使得农村劳动生产力获得提高的空间。同时,为解决城乡之间的问题,针对中国的特点,应从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入手,有两个着力点,一个方面是城市要创造一个对于农民工而言可以轻松融入进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农村不应该用原来的承包地、宅基地拴住农民,一定要给他们创造好的、能够自由迁徙的条件。

  主持人:我在网上也看到你这方面观点的表述,最后来看城市群的建设,因为这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你对城市群下一步的建设着眼于哪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宋晓梧:对于城市群的发展,我基于一些资料、理论的思考,和我在东北振兴中的实践有以下的考虑。

  政府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导向,但是一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曾布置了很多试点并总结经验,包括五点一线,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的建设,还有长三角、珠三角等更发达的城市群的建设。可以看到,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发挥得更加充分,而另外一些地区中政府做规划推进的力量更大。比较这两类城市群发展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政府规划、指导、对投资的引导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绝不能包办。

  另外又回到刚才讲的问题,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要打破行政区域的分割,比如沿海的五点一线,若每一个城市都只关注自己的GDP增长规划与产业规划,重复建设的问题便难以解决。政府如何发展城市群?应当改变过去那种由政府独自制定产业规划、带有计划性质的项目和财政金融政策,要让企业自己考虑如何配置资源,在城市群内自然的增长。因为城市群本身就有集聚的作用,它产生的效益更多,从市场的自然发展角度来说,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和生产要素,本身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城市群也会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的情况,此时政府要出台干预。

  (整理:张朝阳)

[责任编辑: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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