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是2008年初，当我终于在北京有个家可以安顿下来的时候，冯其庸先生及时让朋友送来了已经装裱好了的他的两幅字画，为我暖宅。我欣喜万分，即刻把它们挂在寒舍客厅的墙上，顿时蓬荜生辉。转瞬之间已快十年过去了，冯先生当年惠赠的这两幅字画依然是我家中最出彩和最贵重的东西，而先生对我这位小老乡的关爱和情谊更是依然时时刻刻温暖着我。

　　冯先生这幅书法作品题写的是一首小诗，曰：“一枝一叶自千秋，风雨纵横入小楼，会与高人期物外，五千年事上心头。”这幅字就挂在我家客厅的正中央，早早晚晚，见则心喜。不知有多少次，我眼睛注视着这幅字，心中默念着这首诗，每每若有所思，亦若有所悟，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去追究过这首诗的来历和它的确切意义。

　　终于，在冯先生不幸离开我们之后不久，当我捧读他的《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时，我才知道了这首小诗的来历，明白了它所要表达的确切意义。原来这是冯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有感于当时整个思想界的极左气势而写的一首《感事诗》。对这首诗冯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一枝一叶自千秋”我的意思就是我并不想做大官，发大财，做什么大人物，我就一枝一叶过一辈子就行了，没有想到这样一点微小的要求也不行，“风雨纵横入小楼”，风雨没头没脑地纵横地打过来，打到我的小楼里，“会与高人期物外”可是我自己呢，尽管他们那么没头没脑地打棍子，我自己也要跟境界更高的人看齐，我不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为什么呢？“五千年事上心头”，五千年的国家发展的光荣历史，时时刻刻记在心上，要做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不是要当什么官发什么财做什么大人物。

　　先生写这首诗时才四十出头，有满腔的报国之心，但身处逆境，难以有所作为，故有此感慨；五十年后，平生风雨都已经成了过眼烟云，他又想起了这篇诗作，并专门对它作了上述解释，遂成为他总结自己一生的“夫子自况”。

　　冯先生出身寒微，一生素朴，但绝非一枝一叶的平庸之辈。他年少时，家境贫寒，竟至食不果腹，以瓜代饭，更因交不起学费而时常辍学在家，然性好简文，天生是个读书人，耕作之余，搜尽江南民间可得之书而尽读之。冯先生平生最高学历不过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专科毕业生，但他毕生醉心诗书，百折不挠，以其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一生始终虚怀若谷，师事百家，见贤思齐，“会与高人期物外”，成为中国当代杰出的一代文化、艺术大家。冯先生是中国新时代《红楼梦》研究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是“大国学”理念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首任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务，这些荣誉于他自然是名至实归，但它们在他心头的位置则显然远不如他自己多达五十余卷的著作和他毕生关注的那“五千年事”，他为学问和艺术的一生，追求的始终是高尚、完美和卓越。

　　二

　　我与冯先生的交集不过是最近的十年，也即先生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之后的十年，国学院这十年的历史即使在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在中国国学的发展史上都有其特殊和重要的意义，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然而它在《风雨平生》中却被轻描淡写，只有短短二页的记载，即使加上冯先生自己对“大国学”理念的阐述和他对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经过的记述，也一共只有短短的八页，可见，先生仁者高寿，他一生的经历是多么的丰富，书中所记述的他的所作所为和切身感受虽然都是他个人的经历和感悟，但它们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们完全可以把《风雨平生》当作反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之艰难旅程和曲折心灵的一部历史书来读。

　　我和冯先生有同乡之谊，他是我父辈最有名望的乡贤、长者。先生的长相有鲜明的江南人特征，说话也带着浓重的乡音，每次见到他，乡亲之情就如春风般扑面而来。可事实上，像冯先生这样如此温润、儒雅、朴实、坚毅的江南读书人模样，在今天的江南早已是难得一见了，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是对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美好回忆。人说江南好风光，无锡更是驰名中外的“鱼米之乡”，可是冯先生年幼时生活的那个无锡，却曾经是一个十分贫穷和充满苦难的地方。冯先生幼年最早的记忆是慈母半夜因为忧愁“明天又要没饭吃了，一家人怎么活下去”而发出的哭泣声，而这哭声造成了先生终身的“心理痛苦反应”，以致他甚至不记得自己这辈子何时曾经放声大笑过。先生幼时，常常忍饥挨饿，一年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要靠吃南瓜维生，又生逢抗战和内战长达十余年之祸乱，常常辍学在家，帮助父母操持农活，小小年纪便已练就了全套干农活的技艺，他完全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可是，冯先生天生就是一个读书种子，天生就是一位江南文人。虽然于兵荒马乱之际，断断续续，他甚至没有接受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的基础教育，但他自小嗜书如命，有空就读书，还读了不少书，把乡间通过各种方式能够搜罗到的所有书籍都一一读过。除了读书以外，冯先生自小还喜欢书画，没有老师指导时，他找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就自己学着画；他自小还痴迷戏剧，村里“猛将庙”中草台班演唱的京戏，变成了他自小所受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与同为无锡老乡的大学者钱锺书、杨绛先生完全不同，冯先生从来没有喝过洋墨水，甚至也没有在中国的任何名牌大学中上过一天学，他是地道的江南草根学者，他丰厚的学养无疑是从江南农村浓郁的古典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来的，他是已经逝去了的一代江南文人的杰出代表。冯先生一生的最高学历是无锡国立专科学校的专科毕业生，即使在他上专科学校期间，也因为经济或者政治的原因而时断时续，并没有完整地得到过全面的教育。可是，当年的无锡国专聚集了一批中国最杰出的古典文史和书画、戏曲艺术研究大家，例如王遽常、唐文治、钱穆、钱仲联、周谷城、童书业、顾起潜、龙榆生、朱东润、吴白陶、陈小翠、赵景深、葛绥成等等，都是当时的一代学术和艺术名师。冯先生毕生追随这些大师，广集众长，接受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学术的熏陶，这为他日后在学术和文艺两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余生亦晚，我与冯先生年龄相差近四十年，我成长的年代与冯先生当年所经历的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冯先生当年所经历的贫穷我也经历过，很多年间我也和冯先生当年一样，一年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要以南瓜代饭，而邻居的小朋友们甚至还有咽菜吃糠，因饥饿而不得不辍学者。当时的学校教育自小学以后就基本停顿，初、高中期间以“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为主，学业完全荒废，大部分时间下田耕作，同样早早练就了一套农家活的手艺。但是，甚至远不如冯先生幸运的是，在我渴望读书的年代，在任何一本书到手都可以读个滚瓜烂熟的时候，江南之大，我们却已经完全找不到任何当年冯先生还能找到的那些古书。可以说，早先即使耕读人家也喜以诗书传家的江南读书传统，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完全失传了。及至今天，冯先生的家乡无锡前洲再也不是“穷巷”了，它早已作为中国最早的“亿元乡”而远近闻名，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了。可是，冯先生当年所传承的文人传统却再难在江南重新恢复了，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气馁和扼腕的事情。今日之江南，再难出现像冯先生这样有典型江南特征的诗书大家，这种传统的失去当是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尽管冯先生从无锡走入京华，最终成了闻名海内外的一代名师，但从他的学术和文艺作品中，我们还分明能看出几分沈复著述《浮生六记》时的那种江南文人情怀和瞎子阿炳演奏《二泉映月》时的那种悲凉气质。

　　三

　　1954年8月，正当而立之年的冯先生仅仅凭借其无锡国专专科毕业生的身份，就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大学语文老师。请一位专科毕业生来当知名本科大学的老师，这事放在今天大概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令很多人吃惊的是，这位来自无锡的乡下青年，竟然很快就在专家、名师云集的北京城内崭露头角，并以诗书、文章名世。冯先生一生克勤克俭，孜孜不倦，以抄书、藏书、读书和写书为人生之至乐，虽各种磨难不期而至，“风雨纵横入小楼”，但他始终不改其乐，无怨无悔。冯先生今生在学术和文艺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令世人由衷地钦佩和敬仰。2012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瓜饭楼丛稿》，洋洋大观，竟有三十五卷之巨；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瓜饭楼外集》，又有十五卷之巨。当代文人、学者，有如此宏富之学术著作和艺术作品者，冯先生之外恐再难以找出第二人了。

　　冯先生是一位文史大家，他毕生的学术著作亦文亦史，既文学又学术，集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于一域，明显继承和发扬了无锡国专所集聚的一代学术大师们的学术风格和传统，这与当代人文学科各自严守其学术畛域、分野的风格完全不同。冯先生进入京华以后最早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学术作品是他组织编写的一部教材——《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其中有他写的一篇长篇导论，专讲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这部《历代文选》不但被长期用作大学语文教材，而且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成为冯先生学术生涯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冯先生来北京后最初十年间所写的文章，大多数是戏曲评论类作品，揭载于《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和《戏剧报》等多家主流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冯先生从小酷爱戏曲，对各种曲目均有涉猎，来到北京后则更是如鱼得水，可以观赏到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汇演的各种戏剧和戏曲表演。观赏之余，他还用心体会，写下了很多别有新意的戏曲评论文章，引起了戏曲界和文艺界的广泛重视。冯先生撰写的这类评论文章别具一格，通常都是凭借他对这类曲目原著之文本、内容的精熟，以及他自己对这些故事情节的深刻理解，他可以对这些曲目编剧对原著的改编，和演员表达某个具体情节时的得与失，作出十分精当和深刻的批评，令人心服口服。冯先生这些戏曲评论文章，后来结集为《春草集》出版。正是因为这些评论文章的发表，冯先生与演艺界和文学评论界的广大朋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冯其庸先生是举世公认的红学大家，1979年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成立了红楼梦研究所，创办了《红楼梦学刊》，1980年又发起成立了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并长期担任这些组织、学刊和学会的所长、主编和会长，是新中国红学研究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竟然是从他在文革最高潮时（1967年12月3日至1968年6月12日）用十分讲究的纸、墨、笔，一字一句用工整的小楷抄写庚辰版（乾隆十五年）《石头记》时开始的。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冯先生正襟危坐，开始抄写这部巨著，每天晚上从十点抄到十二点、一点，半年多时间坚持不懈，从无间断。当抄完这部巨著时，冯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他不顾“昨夜大风撼户”，坚持抄写完这部文学巨著的初衷是为了保留这部作品的一个最珍贵的版本，而抄完之后却“对《红楼梦》增加了不少新认识”，从此他的文学和艺术修为显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红楼梦》研究从此便成为冯先生之学术人生的一个最主要和最精彩的篇章。经冯先生组织校订的《红楼梦》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也是最权威、最受欢迎的一个《红楼梦》校注本；冯先生撰写的一系列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论文，早已经成为红学研究的经典作品；冯先生考订的《红楼梦》诸版本及其流传史，和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和墓葬地的考证，也都已经成为红学研究中的不刊之论。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为新中国的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文献学家的功夫和历史学家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的红学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新局面，冯先生此生对红学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由于冯先生是当代很少有的一位对中国文人历来所推崇的传统六艺都非常精通且有非凡成就的大家，所以人们往往更加强调冯先生的文学才华和艺术造诣。实际上，只要有幸拜读过几篇冯先生的学术论文的人，则无不会对冯先生文史兼通的学术能力和将文本研究与实地调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学术风格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冯先生是当代一位十分难得的学术大师，他毕生倡导和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术理念，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术信念，始终坚持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学术方法，平生真的是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他倡导的这种学术方法不但见之于他的红学研究中，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他也把这种方法出神入化地运用到了其他一些学术研究课题之中。例如，冯先生早年和他的老师钱仲联先生一起对吴梅村墓地的踏勘和考证，他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中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对项羽败亡地点的实地考查，他十下西域对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之古道交通的寻觅和考证，都是他的这种学术方法的集中体现和典范之作。尽管，冯先生这些文章中所得出的结论和一些具体细节的描述或还会有值得做进一步商榷和讨论的余地，但他所秉持的这个学术理念和方法，则无疑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四

　　冯先生毕生都是一个读书人，“瓜饭楼”的藏书可与一家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藏图书馆媲美，他晚年坐拥书城，读书、写书、编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冯先生绝对不是一位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人，相反，他的读书生涯总是与他对天下河山的热爱相关联，与他浓厚的家国情怀相伴随。2005年，冯先生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在光荣离休十年之后，再度出山，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首任院长。随即，他又以其非凡的个人影响力，多方呼吁，以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创建并培育了一个崭新的学术机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冯先生晚年的这两项作为，集中反映了先生极其开阔和富有前瞻性的学术视野，以及他毕生对民族国家之“五千年事”的深切关心。

　　我本人是受冯先生“大国学”理念的感召，才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工作的。当我最初收到让我加盟新成立的国学院，并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邀请时，我既不明白国学院为何要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不明白身为红学大家的冯先生为何会对“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样冷僻的学问有如此之高的热情。当我带着这些不解和疑问，专程回国去“瓜饭楼”拜访冯先生，他向我解释了他自己所倡导和秉持的“大国学”理念。冯先生说：“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其他的都不能算是国学。这是一种概念，这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概念。但是我觉得，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国学要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门专门的学问，固守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实际情况了。我们56个民族，汉族的文化当然居主流，但是我们还有兄弟民族的文化。我们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学问。”所以，“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因为是我们国家以内的。国学是区别于另外国家，以这个作为概念，我们应该包括一切学问。”“我提出来的这个大国学的概念，要把我们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也吸纳到国学里。”先生这简单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让我立刻打消了对国学和在国学院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个专业的种种疑虑。

　　冯先生所主张的“大国学”理念的最具体的实践，就是他全心全意地推动和支持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并一贯地主张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门学科作为国学院学科建设的一大重点和亮点来建设。为了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冯先生身体力行，向社会各界呼吁，以取得最大的道义支持和最多的学术资源，并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术条件和学术环境，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这些冷僻而又重要的学术研究，还鼓励青年学子投身于西域研究，不但要为我们的国家继承绝学，而且亦要在国际学界获得对西域研究的话语权。总而言之，冯先生晚年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倾注了最大的热情。

　　作为一位典型的江南文人，冯先生此生最醉心、最热切关注的是中国广大的西域地区。他先后曾经十次亲历西域，沿着玄奘法师当年走过的道路，踏遍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2005年9月，冯先生第十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去西域考察，这时他已经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但他却和年轻人一样，精神饱满地穿越了罗布泊、楼兰，一路查证了玄奘法师回归长安时所经过的最后路段，他题字树立的“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碑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学术道路上的树立的一块非常完美的里程碑。

　　冯先生对西域的热爱本来只是他对祖国之天下河山的热爱的一个部分，西域山河的壮丽给了他很多艺术创作的灵感，开阔和滋养了他的文学和艺术情怀，他的诗文、书画和摄影作品都充满了亮丽的西域特色，这也使得冯先生的文学和艺术成就远远超越了传统江南文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而冯先生对西域的热爱并没有停留在对西域壮丽山河的欣赏和赞美上，他对西域之民族文化传统的发现和研究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冯先生很早就从阿斯塔娜古墓中看到了伏羲女娲像，于是联想到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原来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他还看到西域之丝路古道上出土的大量各种文字的文献和艺术作品，如今大部分流落海外，对它们的研究在西方代不乏人，而它们在我们中国却都很快就要成为绝学了，这让冯先生时时痛心疾首，所以他从很早就开始热情地支持国内年轻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最终为他实践和实现传承西域之绝学，以振兴“大国学”的夙愿和理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学术平台。（作者：沈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