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7日，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在成都开幕，江小涓院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主旨演讲。现将发言实录整理如下，与读者分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国务院前副秘书长 江小涓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校友院友：

　　大家上午好！作为主办方，我首先要表示一下感谢和欢迎，感谢市委、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高度重视，感谢罗市长出席论坛并致辞，也感谢王岩、彭刚两位校领导莅临论坛，感谢所有嘉宾，也感谢支持单位、协办单位和所有媒体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前来参与。

　　我今天的题目是《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有四方面内容跟大家分享。

　　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是将近10%的增长，同时也是波动的增长，有多次到谷底，然后又到高点。这次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年的下行，可不可能再翻回去爬到比较高的点？我们讲是比较困难的。

　　经济下行可能有多种解释：有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恰当、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口红利的问题、国际环境的问题，还可以列出来很多问题。

　　我们先看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这是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的变量：投资、消费、出口。近几年，净出口的影响已经比较小了，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关系，看上去是反向的，经济向上走的时候都是消费贡献比较低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不能说消费和增长成反比，实际上消费的贡献是比较稳定的。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投资是拉动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长速度愈高时，消费的贡献就愈低。宏观经济来看，再持续拉高难度是很大的，也不是合理选项。

　　还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上升、引进技术的减少和服务经济的到来。我们看从人口红利角度讲发生了什么变化？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净增长是负数，与经济向下走是高度契合的。人口红利的来源是抚养率，抚养率越低就说明有很好的劳动力供给，往后四十年是一个高抚养率。而且是老人抚养率特别高的高抚养，这种高抚养率与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整个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抚养的心态都是不同的，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另外一个角度是，服务业比重上升，服务业从2012年开始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开始服务业超过50%。国际经验看几乎没有例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走。

　　我们挑了和中国可比性比较强的经济体，箭头所指的就是服务业超过50%的年份或者那一段年份，红色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蓝色是经济增长率。一旦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之后，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喇叭口，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为什么服务经济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速会下来？因为服务业是一个面对面、人对人、同时同地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利用高效设备提升劳动效率的机会很少，然而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的报酬，服务变得非常昂贵。服务业如何低效率高成本？比如1984年买这台电视机，17寸黑白电视1000块，当时保姆价格是500元一年，那时候可以讲中国是制造为主的年份，到2018年，32寸彩色平板1000元，保姆变成了每年5万块钱，这时候服务和制造业的比重是2：98。其实我们消费结构有变化吗？仍然是看一台电视和用一位保姆，其实消费结构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价值上来讲好像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当服务业变成主导产业之后，同样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效率明显降低，所以我们讲这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时代。

　　中国会不会遵循其他国家的轨迹？到了服务业为主的时期，无法将增长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我认为，转为一个中高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6%作为增长的下限，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阶段难以维持更高速度。

　　全球化条件变化，共赢空间扩张缓慢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发展非常快，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但是这个变化在减速。

　　我们看这个图，每个图上两个柱子，蓝色部分是98到07年这十年的增长速度，红色部分是08到17年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与前十年相比，现在十年速度有明显回落。后两个图是中国的表现，同样可以看到这十年在明显减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过去四十年中，全球价值链切割转移，由于技术、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很多产品可以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生产，这张图是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进程。跨国公司直间接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识，1980年的时候在全球贸易中间只占1/3，到2000年骤然增加到75%，到2010年的时候继续在扩张，增加到80%。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据非但没有增长，而是在下降。因为一个产品被切割在不同国家生产，最后组装起来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新技术变化，这个过程有天花板会减速。

　　前边的变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既然有明显变化，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冲突，转走了总是不高兴。我们看这条曲线，这是我国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最高接近40%，调回到20%不到。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数值，超过7千万人以上的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平均是不到18%的。同时，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现在五六十万亿投资，1千多亿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仅有1%~2%，90年代中期占17%，完全不能相比。所以我们总的看法，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中国将呈现大国的常态，开放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新技术、中国优势与超越经验

　　如前面两部分所讲，似乎从内部外部条件看、国际经济看，中国经济必然进入一个速度下降的阶变？与前些年相比，明显回落大概是避免不了的。不过，从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看，我们有可能比别的国家表现好一些。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是在网络数字时代进入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之所以不能支撑增长，是因为以往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现在的新技术如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打破了时空同步、同时同地的要求，大大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新技术还能融合制造与服务。

　　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现在有远程教育以后，慕课可以极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如果没有网络技术，只有现场听众开这个会，有了网络转播技术，可以有百万、千万的听众来参与。所以这就使得服务的面对面、现场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慕课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再例如金融服务的效率，现在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个人和小微的贷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未来还会发展什么技术呢？还将继续发展融合制造和服务的技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有特别的优势，网络的特点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部网剧100万人看和10亿人看几乎没有差别，边际成本非常低，规模大就是优势，流量就是生产力，优势非常突出。我们制造业规模非常大，这是生产型服务业特别大的基础优势。中国由于制造业基础好，由于规模大，创造了很多互联网时代的制造业新发展模式，这张图是一个唯中国才有的云工厂模式。

　　恰好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中国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它既然要同时同地就不可能远程贸易，所以服务业以前不可贸易；但是现在网络时代，网络空间的服务贸易交易成本很低，规模经济非常显著，所以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中的一个很强盛的竞争者，从我们实际表现来看也确实是这样，表现出较强竞争力。

　　左上图是国内最早发展的远程保安公司，美国的商场、高档住宅，中国的保安人员看监控视频，看到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打过去，我们劳动力成本是当时美国劳动力成本的1/24，极有竞争力。接着发展到第二张图、第三张图，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全球领先的服务贸易形式。最后一张图是去年看过的一个给大国公司做全球采购和财务的企业，规模已经很大，中国将来的服务贸易将会有更多优势。

　　政策新需求：适应于引领

　　面对新变化，政策要做什么呢？研究公共治理，经济调节等重要方面。针对上述变化，有什么新的政策导向，看这张图，发展的特点和政策需求左右一一对应。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经济时代的相对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做什么呢？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如果我们确定认为经济速度很难再支撑的话，可能就只能转向提高质量。但是有了前边讲的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中国经济应该有新的增长来源，对比其他国家就可能有相对更好的增长表现，宏观调控还是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第二，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服务业提高效率并能与制造业更多地融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来回较劲。现在的服务和制造是很难分开的，比如我们现在来说5G，5G首先是一个信息服务，但它那么高通量、低延时，要是没有巨量的物联网落地连接万物的话，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聊天说话不需要那么高通量，一定和产业互联网、生产制造及很多落地场景结合起来才能行。所以服务一定会与制造连接。同样如果制造不上网、不用云、不联通的话，很难的。将来发展是更柔性、更融合、更连通的发展，可以不提谁优先谁跟后，就是一个中性政策，通过市场确认关系。

　　第三，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政府提供应用场景。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企业不可控、发展受限。比如自动驾驶，企业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机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则，都需要一个整体空间场景的设置，这不是企业能做的。技术开发现在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在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这和我们前些年讲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讲应用可以交给市场，开发是企业做不到的，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产业组织政策应该规模效应和竞争效益并重。国内的产业优势，我们有大市场，这样对产业组织来讲形成什么诉求呢？我觉得应该鼓励大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并重，这在一个很大的国家才容易做到。现在平台企业需要一个大的规模才有竞争力，但是如果没有竞争的话，所有的企业都可能做恶。所以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做，中国完全可以在两者中做到比较好的平衡。

　　第五，国际竞争政策应该总体中性并趋向国民待遇。中国会回到中等程度的国际化，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从质量的改变，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时候我们是做中低端，别人做高端，所以要支持国内产业升级。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其实是水平分工，中国有消费者愿意买苹果手机，很多国外消费者愿意买华为手机，在这些领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贸易、储备和投资问题。较长时间内我们还会存在着一个贸易顺差，但是会缩小。要统筹考虑贸易顺差、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的问题。因为如果国际贸易盈利比较多的话，要么就对外投资，要么就拿储备到国外去买国债，这三种东西要平衡好，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方面。

　　第七，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有了互联网之后，很多一些公共服务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务更优、价格更低，并更多地在那些市场仍然不能为的领域使劲。市场可以作为的地方政府后退，做好标准评估、监管等工作。

　　第八，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公共治理政策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治理。

　　我的时间已到，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