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7日，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在成都开幕，CNNIC原主任 、ICANN 原副总、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伏羲智库理事长兼主任李晓东在主题为“智能互联时代的公共治理”的分论坛上发言。现将发言实录整理如下，与读者分享。

CNNIC原主任 、ICANN 原副总、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下午好！

　　非常荣幸代表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中心和伏羲智库来到美丽的天府之国参加此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论坛，就高质量的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智能互联时代的公共治理与各位同仁进行交流和探讨。基于过去二十年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工作经验以及在世界经济论坛（WEF）、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任职的专家经历，对互联网的发展有一些个人的观察、思考和基本判断，给各位报告，请批评指正。

　　今天我重点想表达的观点是，在全球发展战略机遇叠加期特别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我们应积极面对数字鸿沟加大和网络碎片化加剧的两大挑战，在遵循互联网发展规律和模式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和实践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的新范式，推动研究和实施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平台，为全球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智慧。

　　以2016年《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为标志，全球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上有基本的共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革命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从工业经济全面进入数字经济，人类文明进程也将从工业文明进入数字文明，跨入人类发展新时代，即从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也就是“人类文明4.0”。

　　世界经济论坛于16年10月在美国硅谷成立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拉开，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4.0”的时代。18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宣布在北京设立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确立了中国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全面变道超车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和为互联网基础设施贡献核心技术方案的重要机遇。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结束的、以蒸汽机和铁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让快速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运输成为可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革命本质是提供物质运输和交换的物流网络的革命，此次工业革命塑造了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也是英联邦的主导国；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的、以电力和生产线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异地生产和超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提供能量传输和交换的能源网络的革命，此次工业革命塑造了当时的全球头号强国德国，也是现在欧盟的主导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异地设计和精细生产成为可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提供信息传输和交换的信息网络的革命，此次工业革命塑造了现在的第一强国美国；现在进入到了以价值网络和知识交换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让人类脱离生产线成为可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

　　美国政府于2014年3月宣布让渡互联网核心资源管理权和2016年核心管理权让渡完成，以及2016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发展进入新阶段。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和载体，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以数据交换为基础的数据互联网阶段和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信息互联网阶段，进入到了以物流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三个网络深度融合为本质、以价值网络和知识交换为典型特点的互联网发展新阶段，我把它叫做“互联网3.0”。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区块链、物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R/VR/3D打印等多种新技术依托互联网这一基础载体快速迭代发展为突出表现，将承载并推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数字经济从数字化、网络化逐步发展到价值化。继数据互联网阶段的TCP/IP完成在不可靠的网络上可靠的传输数据包，以及信息互联网阶段的HTML用于在非结构化的网络上结构化的描述数据之后，价值互联网阶段的核心协议将由网络安全、分布式计算和智能合约等技术共同构成，以达到在不可信的网络上可信的交换信息，因此具备全球互操作能力的类区块链基础服务将会成为互联网发展新阶段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并驱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的新范式。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度的和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政治、军事等等融合，在利用互联网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因为市场竞争加剧中的技术优势掌控和权利意识觉醒后的数据安全保护等主要原因，承载数字经济的互联网面临着数字鸿沟加大和网络碎片加剧两大挑战。

　　无论是全球层面的中美之间，还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之间，都依然存在着数字鸿沟并呈日趋加大之势。2017年底，依靠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美国加州的GDP总量达到2.75万亿美元（4000万人）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头号强国英国位居全球第五位，而第四位的德国为3.68万亿美元，但是有8000万人口，第三名的日本4.87万亿美元，则有1.25亿人。美国紧紧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机遇。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等等的核心在于让中国互联网从大变强，推动并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壮大，进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为代表的至圣先贤通过开启中华文化之源、变革社会制度规则和提升人类生存技能等创造的中华文明支撑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保持世界第一强国地位。中国在北宋年间人均GDP为全球第一、占全球GDP总量80%到60%，在明末清初占全球GDP总量55%到45%。虽然清末期中国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从35%到10%仍占全球第一，但是遗憾的是，农业文明的强大让中国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拒绝革新，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甚至经历了自鸦片战争开始近百年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的悲惨局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革命进程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也在错过数据互联网发展阶段后赶上了全球信息互联网发展的快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1月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次年1月国务院设立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中国经济当前已经进入用“四新四化”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即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的“中国经济3.0”。

构建在产业规模之上的资金实力和技术进步使得中国具备了为全球互联网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但是需要清楚的认识到相比传统经济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与美国的规模差距仍然很大，按2018年的数据，第二名的中国拥有的全球前二十位互联网公司的九个，数量上接近美国的八成，但是其市值不足其三成，相比六成半于美国经济总量的中国经济，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和美国差距还很大，而根据2019年7月份的最新数据，我们的数量已经降为7个。此外北上广深杭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将其他300多个城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现为GDP第三、人口一亿的综合实验区山东省为例，17年互联网公司百强有两家，18年一家都没有，更不要说独角兽公司。这就是我们中国数字经济的底子，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和互联网发展新的阶段，如何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充分发展好互联网并利用好互联网塑造新的文化、再造新的规则和创造新的技术，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以消除我国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尽快缩小当前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日趋拉大的数字鸿沟，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承担更大义务，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还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层面，抑或是机构的发展收益层面，甚至是个人的信息保护层面，都充分认识到了数据的价值，接入互联网的各种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宝贵矿藏，基于对数据价值认可的过度保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的流动和共享，与互联网的开放共享精神实际上是背离的，这也成为导致网络碎片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各国陆续出台的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加剧了网络碎片化的趋势。数据确权是数据共享的前提，没有确权前提下的数据共享缺乏经济学上的驱动力；数据共享是数据确权的目的，没有共享目的的数据确权无法兑现其数据价值。因此，数据确权和数据共享是数字经济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支撑数据确权的网络安全技术和支撑数据共享的分布式计算平台将成为数字文明构建的技术基础，支持智能合约的类区块链平台势必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互联网发展新阶段发挥重要作用，除了有利于数据确权后的数据共享外，也为降低数字鸿沟在多中心化、弱中心化甚至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层面降低了后来者创新的门槛。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智能互联时代的公共治理，我们可以考虑将治理的“治”字替换为智能的“智”字，这个智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的智能，也是互联网大数据形成的智能互联时代带给人类的新的智能。时间有限，毋庸赘言，挑战即是潜在的发展机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互联网发展新阶段，应充分认知和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优势，大力促进和实践治理政策和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层面的创新和发展。充分研究、实践和构建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互联网智理”体系，有两点：一是降低技术壁垒、缩小数字鸿沟、加强多方群智，以改善互联网治理；二是促进数据共享、弥合网络碎片、加强数据智能，以利于用互联网做治理。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听取报告的耐心和参与治理工作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