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座右铭·当代国人的修身故事

　　我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贫穷的家庭，两岁死了父亲，母亲要拉扯几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苦。我13岁就参军了，给司令当勤务兵。“文革”期间我一直在最苦的地方劳动，甚至还坐过四年零七个月的牢，脚骨被造反派踩碎，裂成四十多块，手筋被人挑断，至今拿不稳笔和筷子。

2012年5月8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四中学校门前，29岁的女教师张丽莉，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先是把后面的两个学生挡住，又一把推开了几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轧，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目前，张丽莉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受伤后，她把“以爱与勇气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悲欢”作为座右铭，以乐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她在QQ空间里写道：“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国、不倾城，只是倾尽所有去爱！”张丽莉用心诠释“师爱”这两个字的真谛。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大三学生的我，从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被选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学习。在这里，我遇到了恩师燕国材先生。燕师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我记得恩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铃声一响，他健步登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就是他倡导的治学方法。他把“创新”作为治学的灵魂，也作为对弟子们的期待。“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字，自此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的座右铭。

这个座右铭鼓励我做一个高尚的人，不把困难和挫折放在心上，不为琐事分心，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尤其是我体会到心无旁骛很重要，它可以使我精神内敛，节约精力而提高悟性。
　　我对每一个生活阶段都订立学习计划，有任务，有进度。例如学期计划、假期计划、周计划，甚至精确到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一般来说，我把一天分作三段，上午、下午、晚上。工作紧张时，计划到小时。一旦列入计划内的学习和工作，我都要完成，不许空白。计划可包括多项工作，但其中必须包含读书。

　　我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前留给我三个字——做好人。母教立本，从小时候起我就立志报效祖国，争做好人。我20多岁在部队当兵时，是连队里的学雷锋标兵，50多岁在北京当干部，是部队的学雷锋标兵。70多岁时，我获得了全国学雷锋的最高荣誉——“当代雷锋”称号。可以说，学雷锋贯穿于我的一生，雷锋精神激励了我一生。

我入医学院之初，我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院士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当时听来，不过是一句训诫。如今，在我自己走过近70年的行医生涯后，我越来越认识到，医本仁术，医生之于病人，其首要不完全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而是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一个人，总有自己的座右铭。也许，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座右铭。小时候，父亲告诫我：为交友处世，要宽容待人。一生温文尔雅的父亲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该如何宽容待人。父亲去世20多年了，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他温和的微笑。
　　作为一个写作者，可以说出很多影响过自己的文学哲理，古往今来，多少哲人有过各种各样的高明的论述。在我的心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句很朴素的话，那是巴金送给我的两句话：“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

　　有段话耳熟能详：“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予尝求之座右铭，源自这“古仁人之心”，在进退皆忧、忧国忧民中，总传承着一股“沛乎塞苍冥”的浩然之气。多忧，必多思；多思，要多干。这“忧、思、干”何以相得益彰？听一位“处江湖之远”的基层干部说，他是“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有了，我的座右铭，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