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48年何兹全(左)一在哥伦比亚大学
“与我命运攸关的决策,去史语所是一次,回国又是一次”
抗日战争爆发前,何兹全远赴日本留学。在短暂的一年里,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国内形势使他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是不能容忍的。
1936年4月,他毅然回到祖国,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国内外形势。“皖南事变”发生后,他预感内战将不可避免,于是,又产生回到书斋读书、做学问的念头。1944年,他来到位于四川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这里奠定了一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
在史语所,他撰写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和南朝的兵制》等文章。在这些论文中,他最感欣慰的是,继《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之后,他在《魏晋和南朝的兵制》一文中对世兵制的提出和论述。这一阐述,揭示了世兵制的实质,对人们认识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启迪意义。此外,他对世兵制的形成、制度化及其最终被破坏等问题也作了详细论述。这两篇论文加之他日后(1986年)发表的《孙吴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等系列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学界人士认为,这几篇论文基本上厘清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兵制演变的脉络,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于府兵制的形成提出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观点。
1947年5月,何兹全远赴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研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他留学的目标很明确——学欧洲史是为了与中国史进行比较,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史。
在哥伦比亚大学,何先生阅读了大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书,并同时在该校的中国史研究室工作。两年后,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一位教授要翻译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需要助手,何先生被介绍到那里工作。但此时,何先生并不平静,国内形势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1948年间,何先生一度作过《纽约新报》的主笔。他利用这个阵地,撰写了多篇社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他面临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国大陆?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应老师傅斯年之邀到台湾史语所?经历了思想挣扎,他终于作出选择:回到祖国大陆。“祖国的召唤让我决计回国,这种感情、这片心意很质朴也很实在,我只是那个时代爱国人群中的一个。”1950年9月,他满怀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之情,登上了横渡太平洋回国的轮船。
对于这段时期的经历,何先生很看重:“与我的命运攸关的决策,1944年去史语所是一次,1950年从美国回国又是一次。”
·“中华艺术·大师木雕珍品”迎春荟展 图( 2011-03-02 15:15:55)
·释隆茹大师:佛家最讲孝道( 2011-03-03 09:20: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