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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为学生授课
“写文章,尤贵在有创始性、突破性”
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天起,何先生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一生治学都是紧贴国计民生的,因为唯物史观告诉我,必须坚持抓重大问题。”他把历史研究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凭借深厚的学养与坚强的毅力,在中国历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笃学敬业。
一位与他同辈的史学家评价说:“检验科学理论正确与错误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证伪’。要对何先生的观点‘证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观点而另持他说的学者,也不能不认真慎重地考虑何先生的意见,以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晚辈、后学仰慕他的学问:“何先生极为喜欢开拓新领域,自青年治学始至今一直保持学术创新实力,这实在是极其不易且许多学人难以企及的。”
的确,何先生的许多学术见解都深深镌刻在学人心中。1934年,何先生在《食货》杂志撰写论文,首次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汉魏之际的观点。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管教师进修学院的吴晗请史学界人士作报告,何先生也在受邀之列。他以“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为题,阐述了4个具体问题: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流民到地著。何先生认为,这4条是汉魏之际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基本根据。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何先生进一步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入研究,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汉魏之际”的观点。这一学说在中国史学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反响。几十年之后,问及何先生对这一观点的看法,他依然很坚定。不追风,不苟同,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择善固执,自成一派,他的学术风骨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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