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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羡林先生(左)合影
“我自信我所服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何先生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得益于他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确立。这是何先生的信念,也是他学术生命不竭的源泉。他常说:“我之所以有今日,是比别人早一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结果。”
他首次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汉魏之际是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而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结合进行科学分析的学术研究,更是处在早期阶段。
何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进行论证,并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派。“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认识到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予它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的。”面对坚实理论基础与深厚学术功底相结合形成的新观点,何先生充满了自豪。
此后,凭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理论基石,何先生敢为人先,独具一格,在历史研究的征途上一路前行。“我自信我所服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史学的生命力。”“固执”这样的信念,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这个领域,他与另几位先生以论考双精、学贯中西、变通古今的功力,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长期思考、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问世了。这部近50万言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对早期国家、古代社会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全书洋溢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又让人们为之一振。何先生“让史料讲话,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极大地鼓舞了史学界同行,专家称这部书“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何先生也因其独树一帜的学术创新精神,被誉为“一位眼界开阔而又不失深邃的学者;一位具有通贯的识见和学力,能够把历史的诸多方面融入历史的整体,又能从整体上把握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并且阐发清楚的学者;一位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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