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辞赋与民生之源流探析

作者：金学孟

纵览我国古代诗赋，无不源于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诗经》之《伐檀》、《硕鼠》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对贵族阶级发出强烈不满的心声,而杜甫则高度赞扬为“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团将愁苦而终穷。”更是充分地呼出了民生的艰难以及从善修为的追求。《楚辞》，发展了《诗经》，开辟了新的文学体式，奠定了后来诗词曲赋的基础。因此，文学作品是人民生活的结晶，辞赋除是一种高雅贵族文学之外，又是“学而优则仕”的工具，同时她更是劳动人民的喉舌。

在《楚辞》向汉赋的转化之初，贾谊的《旱云赋》成为标准的哀叹民生之困苦的杰作，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千多年来被很多的雅士墨客所不识。天人合一、和谐共存、关心民生，是作者赋予作品的最高冀望。“若飞扬之纵横”，“正帷布而雷动，”“终风解而霰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这里虚写是天上的云之变化，而实写是大旱天庶民期盼一场甘霖的降临，更实的是人们热望着美好生活的来临，结果却是徒劳的奢望。孔臧《谏格虎赋》更是直接地道出了“乐至者，与百姓同之谓也。”两位作者的与民同忧乐思想，把作品升华到了人类思想的醍醐。尽管有诸如《高唐赋》、《子虚赋》、《上林赋》、《美人赋》、《羽猎赋》等等大肆渲染歌舞升平、风花雪月的千古名篇，但是与民同乐思想依然成其为汉大赋的根本特征之一。汉赋的刺邪匡正之讽谏其实是一种盛世危言的现实表现手法。

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从辞赋写作艺术上来说，体式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化，不再象汉大赋那样过于铺陈，把作品铺采的冗长繁杂，而是以更加自由奔放地随意挥洒的形式，短小精悍，强干华丽，而且或骈俪或骈散结合，基本抛弃了大赋的奢摛，更生性地进化到了骈文阶段。其民生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如雨后春笋般地萌生出来。张衡《两都赋》之“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体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本理念，赵壹《刺世疾邪赋》把憋屈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化为激愤的语言，公诸世人。以其简练的笔触把个污浊的社会现实勾勒出来：“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严厉指出，德政、赏罚都不足以挽救社会，汉代也并不比秦朝治理得好哪儿去，反而每况愈下。他甚至大胆地把批评的投枪投向“执政”者，“原斯瘼之攸兴，寔执政之匪贤”。这种爱憎鲜明的语言，当时社会也只有赵壹这种愤世嫉俗者写得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他由讽喻刺世竟发展到向世道宣战的程度，这应该是难能可贵的古人的反叛精神。班彪的《北征赋》“游子悲其故乡”，“哀生民之多故”，把自己的艰难和百姓的疾苦联系在一起。班昭的《东征赋》也表现出对时政民生的热切关注。至于蔡邕的《述行赋》，主要在于关切国家和人民，而不是自己的遭际。曹植的“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嗟征夫之长勤，虽处逸而怀愁”等，从极大程度上表现了作者非养尊处优的花花公子，而是颇具抱负、顾念生民的志士。抒情赋也由早期的哀怨其生转而为为社会伸张正义。《刺世疾邪赋》和《述行赋》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作者不仅仅是诉说自己的不幸，更是自觉地为社会伸张正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现实的入世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无论辞赋、骈文、诗歌、散文等，大多都反映出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倾诉了民生的苦难，描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鲍照以其峭俊之风、用妍丽之辞写下了《芜城赋》，通过对广陵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表达对战乱的厌恶和对民生的哀叹，极富抒情张力，如写芜城今昔巨变曰：“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戈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他的作品亦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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