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乡村传播结构的转型，乡村治理中广播（“大喇叭”）的强势重建成为乡村发展实践和学界研究的新关注点。一方面，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着信息混乱、县级融媒体发展受限、留守群体手机沉迷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广播（“大喇叭”）华丽变身为互联网智能广播，及时传播政策法规、发布应急信息、传递乡音乡情，有效联结村民群体之间、乡村与各级政府、乡土文化的历史与传承，为乡村治理发力。

　　从历史角度而言，农村广播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1949年前后，农村有线广播得到大力普及。在此过程中，农村广播整合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普及新观念和新文化、促进科学技术推广，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电视的兴起，广播经历了二十余年的衰落。2000年后伴随国家新农村战略实施，乡村广播事业再次振兴。从我国农村广播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广播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另一方面，农村广播的普及和高质量发展也对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具有推动力。

　　从媒介特性来看，广播的独特优势及其数字化升级助力乡村治理。广播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伴随性强、收听成本低廉、感染力强等独特优势。农民对广播有着强烈的收听需求和情感依赖，是广播媒体最重要的受众。同时，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全国多个乡村引入“云广播”“互联网智能广播”等数智广播系统，以提供应急广播服务、优化收听体验、强化互动性和自主选择，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外部环境因素方面，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与技术支持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多地纷纷出台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并推进实施。在技术层面，政府、中国移动、音频科技企业等为农村数字广播提供5G、大数据、AI云广播等技术。如喜马拉雅将“互联网智能广播”引入延安宝塔区的乡村基层，用移动音频技术改造乡村传统大喇叭，创新基层融媒体建设，在传达农村政策、沟通村情民情、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由于我国乡村在发展历史、社会治理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异于城市，其媒介框架及不同媒介的社会功能具有独特性和地域性。农村数字广播作为乡土媒介是乡村适宜性媒介的典型代表，通过声音传播有效助力乡村治理。

　　首先，传达国家政策，筑牢乡村治理舆论阵地。农村数字广播政治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传播政治信息、舆论监督和典型报道等途径。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实施以来，多地村广播站每天在固定时间段播讲宣传党的政策、法律法规、农时农资、时事新闻等。如广东韶关仁化县的“村村响”大喇叭，每天中午、傍晚两个时段准时广播《党史小故事》，听党史也成为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农村广播用乡音土语、立足本村解读政策、时事，让村民们倍感亲切，突显了农村数字广播不可替代的情感治理功能，实现乡村从刚性治理到柔性治理的演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其次，沟通社情民意，打造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其一，应急广播及时播发灾害预报预警，提升灾害事前预防能力。多地村委会通过“大喇叭”不定时地播放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防溺水、防涝抗旱等政策，在突发灾害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民生保障作用。其二，农村广播日常播发种养知识、病虫防治、企业用工招聘等，普及惠民信息。如云南省蒙自市鸣鹫镇“大喇叭”以辖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为切入点，向村民重点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其三，及时发布农产品信息，促进农业生产和流通。农村广播通过讲好特色农产品故事、创新“广播+”电商模式等途径助农助商。

　　再次，传播地域文化，塑造公共空间声音景观。“村村通”广播通过讲述传统节日习俗典故，播放当地民谣、民歌、地方戏等传统文艺节目，弘扬本土文化。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涉及规则约束、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空间重建、效率与公平并重的价值转向等复杂内容，农村数字广播以其独特的地域性、亲近感、便捷性等优势，构建一种共在的空间，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对乡土的情感认同，增强了乡村群体凝聚力和农村社会团结，促进乡村有效治理。

　　农村数字广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实现，需依靠国家、社会、媒体等多方合力，重点从技术、内容、服务、人才四个层面发力。

　　第一，在技术层面，扩大智能广播“户户响”工程的试点覆盖面，实现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与移动音频平台合作以互联网方式改造传统大喇叭。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近年，全国多地农村结合互联网和数字广播技术持续推进乡村广播“村村响工程”。与此同时，智能广播通过远程控制播放及AI转化语音播报，大大简化了广播节目的制作流程和专业标准，为农村广播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在内容上，通过定制节目形态凸显地域性，加强实用信息发布，强调个性化和亲近感的广播语态。节目除政策宣传、普法教育、应急发布等内容外，还应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收听需求的农村受众提供个性化节目。如四川阆中市江南街道田公社区每周固定时间播出由西华师范大学为其独家定制的综合广播节目《你好田公》《田公我来说》《美丽乡村》；湖北宜昌市兴山县南阳镇自办的周更“乡土播报”节目《拾点南阳》每期10分钟播报各村报送的六七条自采稿件。这些定制节目打通了乡村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媒介手段。

　　第三，服务上，突破传统广播的服务功能，探索与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行业联结，线上线下多措并举，全方位助力乡村治理。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协商文体局、广播台制作医保宣传音频，利用乡镇村广播“大喇叭”和定点医药机构“小喇叭”进行医保政策联动循环播放宣传。山东菏泽巨野县南曹村由“村党支部+村级小学”合作成立“初心广播站”，每周一到周五下午放学后，带队老师组织当天的小广播员到村广播室播讲党史故事；湖北南漳县九集镇良种场村在村委会成立“小小播音员”广播站，招募村里的孩子为大家传播安全知识及身边的正能量。此外，全国多地旅游景区扩大应急广播覆盖范围，让游客在各个景点和旅游线路都能接收到应急广播，及时了解安全信息和旅游提示。数字广播只有真正地介入到乡村社会，与乡村居民产生联结，才能激活其乡村治理新动能。

　　第四，人才方面，采用本地培养和引进输入两条途径，坚持群众路线，灵活运用技术扶持、鼓励人才返乡创业、学生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激活数字广播人才发展，为乡村共同体重建注入新鲜“血液”。当前农村广播的内容组织和语言播音主要是由村干部承担，缺少专业的广播人才制作多元化音频节目。而与此同时，一群返乡创业的喜马拉雅FM乡村主播、各地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团队、一直扎根农村的本地广播爱好者和文艺工作者，他们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声力军”，为农村广播提供策划指导和专业内容生产。进一步吸纳他们加入农村数字广播人才队伍，既能激发其创作活力，在乡村发展中助力个人成长，也是加快数字乡村人才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

　　作者：武汉东湖学院 张洁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