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一台长31.5厘米、宽20厘米、高19厘米的收报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这台收报机是1942年由延安通信器材厂自主生产的，用来收听被敌人分割合围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实况、汇报和请示等信息，以便及时准确掌握斗争情况。它也成为那段峥嵘岁月里，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无线电设备，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珍贵见证，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1928年起，中共中央便着手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随后，红军利用在战斗中先后缴获的“半部电台”和一部完整电台，组建了无线电队。至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
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敌后根据地物资匮乏，且敌人在各地实行“囚笼”政策，使得通信器材的获取变得极为困难，如何有效指挥调度各地部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1938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在离延安10余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仅靠10余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为厂房，建成初期，全厂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只有20余人。
该厂全员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从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中收集原材料，实践摸索绘制生产图纸，自己设计机器底板图、面板图……反复试验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元器件，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至1938年底，元器件自给率达40%，两年后升至70%。
抗战时期，一台台无线通信设备从窑洞里的“通信工厂”中生产出来，装备到各部队中充当战场联络的“神经元”，织密了一张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无线电指挥通信网络。
今天，尽管延安通信材料厂已不复存在，这台收报机的旋钮也不再转动，但却把最清晰的信号留给了未来，激励着一代代通信人奋勇争先、不断前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陈列着这样一套特殊的文物。四件（套）保存完好的手术器械整齐排开，虽然岁月在其表面留下了痕迹，但整体依然整洁如新。它们正是诺尔曼·白求恩曾为中国敌后抗日军民手术时使用过的器械。
这些手术器械分别为止血钳一把、巾钳一把、锥一套、拉钩一把，另外还有存放手术器械的木箱一个，都是白求恩怀着对中国抗日战争事业无限的热忱来华时，与大批药品、显微镜、X光镜一同带来的。这在当时敌后战场医疗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极为宝贵。
1938年初，白求恩率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经武汉转道西安、延安，于6月抵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在最初三天里，他检查了520多名伤员；紧接着的一个月内，他进行了147场手术。此后，白求恩更是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历次重大战斗的战场救护工作。
白求恩生前十分珍惜这些手术器材。1939年10月，白求恩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于次月不幸牺牲。弥留之际，他在遗嘱中对视若珍宝的手术器械进行了托付：“给军区卫生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凌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做纪念吧……”
上面提到的游副部长，便是白求恩的亲密战友、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的游胜华同志，也是他最为满意的外科医生之一。2007年，游胜华的儿子游进、女儿游离清，怀着对白求恩大夫的无限崇敬，将精心保存的八件手术器械中的四件交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激励人们继续为人道主义事业奋斗。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一台收报机。它是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第18师的收报机，也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
这部电台装在一个木制箱子里，开关和调节旋钮锈迹斑斑，变压器、线圈等零件布满尘垢。别看它陈旧简陋，却在红军一次次战役中“屡建奇功”，并与党和国家的通信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它为什么叫“半部电台”？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缴获了敌师部中一部灯座为弹簧式的15瓦无线电台。但电台的发报机已坏，收报机和充电机则完好无损。也就是说，这部电台充其量只能算“半部”。但在当时，对红军部队来说，“半部电台”也极其珍贵！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当时担任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带领无线电队，利用这“半部电台”日夜不间断地监听、捕捉敌人的电台信息，最终帮助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这“半部电台”陪着红军战士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在一次次战斗中立下大功。由“半部电台”起家的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在作战、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如今在博物馆的陈列室内，温柔的灯光抚过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它早已喑哑，但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已然化为永恒的精神密码。一种穿透战争迷雾照亮征途的信念。
从“半部电台”到如今的5G星河，变的是传递信念的载体，不变的是一代代人的智慧与信仰。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广泛。回望延安木刻版画中的烽火岁月，我们总能找到刀锋下的那份家国情怀。
在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东山革命文艺家彦涵馆内，陈列着一幅由原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教员彦涵创作的木刻版画《找妈妈去》，它背后就藏着一段抗战时期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1941年，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数次残酷地大扫荡。同年3月，彦涵的儿子白桦在晋中的一个小山村降生。当时，彦涵与妻子所在的晋东南鲁艺分校经常随军转移，恶劣的环境加上紧迫的工作，使他们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于是，刚满月的小白桦被送往山西武乡的老乡高焕莲家中寄养。
同年秋天，日军再次扫荡中，锁定目标要搜查八路军的孩子。老乡就带着白桦躲进山洞里，日军朝着洞口扫射、熏烧，最终，逼出了老乡和孩子。老乡拼死抱住白桦，大声喊道：“这是我的孩子！”最终，白桦保住了性命。
1943年，彦涵回到鲁艺任教。八路军战士轮流抱着白桦翻山越岭，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把白桦接回延安，回到了彦涵身边。
多年后，彦涵始终忘不了前线的战斗生活，也忘不了老乡高焕莲对儿子四年的养育之恩。他便将儿子白桦的名字改名为“四年”，也将这段难忘经历和这份深厚情感，凝刻在这幅《找妈妈去》的木刻作品中。
抗战时期，正是无数像高焕莲一样的人民群众，倾尽一切支持党和人民军队，将这份血浓于水的军民深情，凝聚成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最终引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内，有一把来自德国的（和莱）Hohner牌口琴，琴身的刻痕见证着它跨越百年的岁月。这把口琴的主人，是我国著名音乐家、延安鲁艺教员任虹先生。他用这把小小的口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吹响了希望的号角。
1940年5月4日的夜晚，中共中央党校礼堂内举行着欢送冼星海去苏联的音乐会。在晚会热闹的气氛中，刚刚从重庆育才学校，来到延安鲁艺任教的任虹，被音乐界同行认出口琴家的身份。在大家的阵阵掌声中，他被推上舞台表演。
他娴熟地吹奏了自编的《天堂与地狱》《快乐家庭变奏曲》两首曲子。这次演出，是口琴音乐第一次在延安舞台上亮相。从此，他的口琴艺术便在延安闻名遐迩。
在为群众下乡演出中，有群众高兴地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很带劲。从此，“啃骨头”就成了任虹吹口琴的代名词。
在延安鲁艺，任虹也是位多面手。吹口琴、作曲、指挥、配曲、服装设计，样样精通。此外，他还是全延安唯一的钢琴“保健医生”，还能利用口琴音准的优势为钢琴校音。
自1956年6月起，任虹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首任院长，之后的30多年里，他不断推动新中国儿童戏剧艺术事业的发展，带领中国儿艺一班人致力于中国儿童戏剧艺术的探索与创新，推出了《马兰花》《以革命的名义》等优秀儿童戏剧作品，为中国儿艺的建立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繁荣新中国儿童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无论时光如何转变，他都在推动音乐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从延安到北京，他一直践行着为人民“啃骨头”的精神。
日晷是我国古代简单的计时器，这种依据太阳投影移动规律计时的工具，曾陪伴人们度过漫长时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陈中，同样有着一件特殊的石日晷，它并非古代遗存，而是抗战时期马列学院曾使用过的革命文物。这件一级文物不仅是延安时期艰苦岁月的见证，更承载着老一辈革命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智慧。
石日晷长78厘米、宽41.5厘米、高15.8厘米，通体为砂石质。其半圆形的“表盘”上刻有12个方格，以数字“12”为中心，左侧依次排列“11—7”，右侧则为“1—6”，每个方格又细分为6个小格，在数字“12”正下方，还留有一道石槽。
这件石日晷虽形制朴素，但却藏着实用的巧思。据介绍，其制作过程为：在长方形石块上画出半圆，于圆心处竖一根短棍。晴天时，短棍的影子会随太阳升落而移动，再根据影子每小时移动的位置刻下标记、写上数字，1—12代表钟点，每两个数字间的6个小格则分别对应10分钟。这样一来，只需观察短棍影子所在位置，便能读出大致的时间。
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中，经济极度困难。彼时，不少中央机关缺乏钟表报时，计时不便成为影响工作与学习的实际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境，一些同志便效仿古人以日晷计时的办法，制作了这件石日晷。在它诞生后，干部学校、中央党校和自然科学院都曾使用过。
尽管受天气影响，它提供的时间并非绝对精准，却有效缓解了当时的计时难题，成为艰苦环境下保障日常运转的“简易时钟”。如今，这尊历经沧桑的石日晷，早已超越计时工具的属性。它静静诉说着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成为教育后人、铭记历史的最好例证。
谈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宝塔山，它是中国革命的精神高地。但很少有人知道，与之相望的清凉山被誉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在清凉山脚下，依山而建的延安新闻纪念馆，是全国唯一的新闻事业专题纪念馆，一部“独眼龙”摄影机就陈列于其中。
这是延安时期的第一部摄影机。它的机身通体黑色烤漆，上面是主机和镜头，下面是一根圆柱体的木质手柄。它的镜头看起来就好像一只眼睛，大家亲切地称它为“独眼龙”摄影机。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甚至有些斑驳破旧，但它却在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史上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瞬间，为党的新闻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的陕北条件艰苦，没有摄制电影图片的机构，甚至连一部照相机都没有，更别提摄影机了。为了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精神风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决定创建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于是，摄影家袁牧之受托从香港购买了这部二手的16毫米胶片的“菲尔姆”摄影机。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诞生了，中国电影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延安电影团用这部“独眼龙”摄影机，拍摄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等多部作品，为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这部摄影机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正静静地放置在延安新闻纪念馆里，用它独特的视角向人们讲述那段红色记忆。未来，它将继续讲述延安时期那段传奇故事，用精神的力量教育和鼓舞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断砥砺前行，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上绽放华彩。
一架木质纺车，静静地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小小的纺车吱纽纽地转，摇起了纺车纺线线……”面对这架陕甘宁边区奖给黑玉祥的纺车，唱起这首《纺车谣》，总会把我们的思绪带回那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岁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通往陕甘宁边区的大小路口都被设立了关卡，严禁棉花、布匹经过。面对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那时起，会纺线成了延安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纺车走进千家万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延安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为了满足军民对纺车的需求，他们造出上千架纺车送给各单位。纺车技术也不断革新，从每人每天只能纺一至三两纱到四至十二两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开荒造地，种菜种粮，养殖制造……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各行各业不断涌现出劳动模范和突击能手。纺车小，力量大。在大生产运动中，陕西延安延川县农民黑玉祥积极纺线，每日纺线超过10两，被陕甘宁边区政府评为“乙等模范”。1943年11月，边区政府奖励了她这架纺车和一张奖状。
1984年5月，延安革命纪念馆派专人到延川县徐家河村访问劳动英雄黑玉祥时，将边区政府奖励她的这架纺车征回，并定为一级文物展出。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创作于1943年的这首《南泥湾》，至今还在传唱。当年广大军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窑洞整齐、田间葱郁、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的展陈中，一根带着斑驳铜锈的指挥棒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它是音乐家冼星海的珍贵遗物，承载着延安文艺的烽火记忆与精神传承。这根指挥棒由冼星海从法国带回，为铜制抽拉式，形似钢笔，重约50克、总长47公分。
一曲大合唱，十万毛瑟枪。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建校一周年音乐会上，冼星海正是用它，指挥了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首次上演。八个乐章里，指挥棒或舒缓轻摇、或激昂跃动，将那份苍劲豪迈一一传递。此后，它还陪伴冼星海在延安各类文艺活动中多次挥起，见证着“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当冼星海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将这根浸润着心血与硝烟的指挥棒，送给了鲁艺一名音乐系学员。72年后，这位学员的子女按照父亲嘱托，又把这根指挥棒还给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冼妮娜和《黄河大合唱》同龄，她又将这根指挥棒珍藏了10年。2022年4月，时隔整整82年，这根已有淡淡斑驳铜锈的指挥棒，带着沉甸甸的记忆回到了延安。
2023年4月10日，鲁艺成立85周年之际，这根指挥棒再度“登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从时任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的刘妮手中郑重接过它，指挥中国交响乐团与延安大学鲁艺合唱团唱响《黄河大合唱》。
李心草作为冼星海弟子严良堃的学生，他直言：“接过这根指挥棒是一种传承。正如星海的名字一样，这根指挥棒已经不仅仅是一根指挥棒，它是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奋斗的精神。”
如今，这根指挥棒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内无声地诉说着过往，而《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仍在激荡，延安精神与鲁艺薪火，正随这根指挥棒的故事代代相传。
这是一枚边长15毫米，高30毫米的铜质狮钮小方印，下部为正方形印台，上部为一个造型生动的圆雕狮子纽，底部印面刻着“杨靖宇印”四个隶书字。它是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的办公印章。如今，这枚经历过炮火、见证过机密的印章，或许成了人们与这位抗日将领“直接”的相遇。
1939年秋冬，为应对日伪军的“大讨伐”，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杨靖宇冒着零下40℃严寒，带着极少部队与敌周旋。1940年2月15日晚，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了两名警卫员。几天后，两名战士去找寻食物时遇害，日军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这枚印章，判断杨靖宇就在附近，便增加兵力，封锁搜山。
杨靖宇在身患重感冒、几天粒米未进的情况下，只身一人与敌人昼夜周旋。由于汉奸的告密，敌人在三道崴子包围了他，面对敌人的劝降声，杨靖宇手持双枪始终拼死抵抗，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5岁。
1967年，吉林省通化县兴林镇曲柳川村村民在铲地时发现一个铜物件，洗干净后发现上面赫然刻着“杨靖宇印”。这枚被日军丢弃的印章，曾跟随杨靖宇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如今，这枚见证了历史风云的珍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印章外表光滑圆润，在灯光照射下闪着光晕。或许从前，它一直在文件纸页上印证；如今，它仍然在历史的书页上镌刻印证。
“杨靖宇”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早已融入这片土地、沉入山河，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锋芒。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61米，周率4940千周……”1940年12月30日19时整，伴随着“铛……铛……铛”几声铃响，刚刚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图中这台机器，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使用的第一部发射机。由它发出的红色电波，曾经穿越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震撼民族解放的万里长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通过广播开展抗日宣传迫在眉睫。1940年3月，这台广播发射机自苏联莫斯科来到延安。当时距延安城19公里的王皮湾村，被选定为最初的发射台台址。
呼号XNCR，“X”为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英文字母，“NCR”为“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当时的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着延安，也代表了希望。
如今，走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一孔饱经风霜的土窑洞，记录着当年广播人的勇气和艰辛。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方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三根大树杆捆成“丫”形，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就用筷子敲碗，发出“铛铛”的声音……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延安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
1943年春，因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暂时停播，直到两年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恢复播音，此后，新华广播的呼号历经变迁，但对全国的广播再没中断，并于1949年12月5日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特殊的小提琴，琴体总长60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长80厘米。尽管琴颈部位有修补和拼接的痕迹，但历经70多年岁月洗礼，这把琴依然闪亮精致。它是目前已知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时间回到1940年冬，时任重庆中华交响乐队首席大提琴的大提琴家张贞黻经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他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时，他就随身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不久，延安乐器厂在延安桥儿沟的一个窑洞里开办了，由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回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师从张贞黻。苦于没有乐器，他向戏音部主任吕骥求助。吕骥请当时在美军观察组帮忙工作的美术系版画家古元在美军驻地的食品、物品包装箱里找到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材料。琴弦取材于羊肠和破旧电话线，琴弓则来自于鲁艺教员宋侃夫养的一匹马的马尾。
就这样，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材料，在张贞黻的细细打磨下，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古元看到这把自制小提琴后赞叹不已，在琴把上刻下“鲁艺自制”四个字。从此，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学习使用。但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前线演出时，小提琴的琴把被压断，刻上去的“鲁艺自制”四个字也没能保存下来。
2012年7月28日，时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捐出了这把小提琴。如今，这把小提琴就这样静静陈列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它见证了延安鲁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见证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两位音乐家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是鲁艺精神实实在在的“活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