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赋与义山诗的谐隐
谐隐是义山诗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心雕龙•谐隐》谓谐为谐趣，“浅辞会俗，皆悦笑也”；隐为“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又云：“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谐与隐“可相表里”。谐隐，无论从创作到作品风貌给人的感觉，义山诗均有突出表现。前代学者对之或是推崇，或有批评，但都很注意这一点。如：
张戒：“义山多奇趣。”(《岁寒堂诗话》卷上)
陈模：“(《汉宫词》、《龙池》、《东阿王》)此皆冷语打隔诨而好者也。”(《怀古录》)
高棅：“李义山之隐僻。”(《唐诗品汇》)
张懋修：“商隐好僻涩，故事多于长吉。”(《墨卿谈乘》卷七)
袁宏道：“李锦瑟辈，直谜而已。”(《袁宏道集》卷三二《风林纤月落跋语》)
钱谦益：“(义山)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讔谜连比。”(《注李义山诗集序》)
王国维：“有唐一代，惟玉溪生诗词旨最为微晦。”(《玉溪生年谱会笺序》) 以上所引，可见历代学者对义山诗的诙谐幽默、善调侃、带奇趣，以及诗意迂曲隐晦、迷离朦胧是有共识的。义山诗何以突出地具有谐隐的特征呢?从文体角度看，诗歌本身固然有谐隐的传统 ，但赋的影响也不可忽略。《文心雕龙》论谐隐，既从文体角度着眼，同时又强调言辞表达之谐隐与风格之谐隐，指出谐隐之文常以杂赋形式出现。如：论“谐”时举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潘岳《丑妇赋》、束晳《卖饼赋》，以及枚皋之赋。论“隐”时云：“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歌(赋)末。” 又云：“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这些论述，显现谐隐与赋体之间的特殊密切关系。特别是“荀卿《蚕赋》，已兆其体”，涉及赋的起源问题，近代学者循此深入探究，已进一步论定赋的起源与俳词隐语有密切关系 。赋从多方面描述所赋事物的状态、本质、功能，很多话只是巧妙描摹而不直接点出，不即不离，可以看作隐语。赋中常含有微辞，托微言以讽，时或带有滑稽诙谐的成分；赋家被皇帝作为倡优看待，等等，都表明赋与谐隐关系密切。李商隐今存的四篇短赋，亦颇见谐隐。如：
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凫露鹄，不如其生。汝职惟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
——《虱赋》
夜风索索，缘隙凭壁。弗声弗鸣，潜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齿，尔今何功，既角而尾。
——《蝎赋》
两赋写虱与蝎的情状，但文中并不明确点出虱、蝎二物，具有隐语的性质。赋中状物生动逼真，特别是说虱不善咬啮，就颜避跖；说蝎胜过虎牛，既角而尾，更见诙谐。义山还有语录体笔记小品《杂纂》一书 ，《宋史•艺文志》收入“小说类”，亦是“熟谙世味，曲绘人情”的谐隐之作，可见义山对于谐隐颇具兴趣和才能。而作为诗人，这种才能则被更为精彩地表现于诗。
诗与赋的谐隐，本质一致，彼此相通。本文第二节曾讨论咏物赋对于咏物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谐隐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朱光潜曾举荀卿的《蚕赋》、张华的《鹪鹩赋》、庾信的《镜赋》、杜甫的《初月》诗、苏轼的《荔枝》诗、史达祖的《双双燕》词，进行比较分析，说：“我们如果翻阅咏物类韵文，就可以看到大半都是应用同样的技巧(按：指隐语)写出来的。”又说：“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规模为最大，赋即源于隐。后来咏物诗词也大半根据隐语原则。诗中的比喻(诗论家所谓比兴)，以及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寄托，也都含有隐语的意味。”
(《诗论》第二章《诗与谐隐》)朱氏论谐隐，把眼光投向多种文体和表现手法，是站在现代诗学与文艺学高度对刘勰论谐隐的创造性阐发，循此考察义山作品，对其诗的谐隐及与赋的沟通，会有深一层的认识。不仅咏物诗如“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牡丹》)、“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灯》)等普遍具有谐隐特征，即使咏物以外的其它类型诗，也非常值得注意。如集中即有明确标为《俳谐》的诗 ：
短顾何由遂?迟光且莫惊。莺能歌《子夜》，蝶解舞宫城。柳讶眉伤浅，桃猜粉太轻。年华有情状，吾敢惜生平!
诗写女子希冀顾盼赏识之急切心情，词语近于俳优之诙谐。中间四句，即隐指所谓“年华情状”，以莺蝶柳桃比拟，属于赋体的排列铺陈。赋的起源与俳词有关，而后世俳谐诗可算古代俳词的远支。无论就源流看，还是就写法看，商隐这类诗的谐隐与赋的谐隐都有一定的联系。
充分注意到李商隐对于谐隐的偏好和追求，有助于认识其诗歌品类的复杂多样。李商隐诗歌一方面有像《蝉》、《流莺》、《柳》(曾逐东风)那样高雅的含蓄耐味之作。一方面又有像《俳谐》、《嘲桃》、《百果嘲樱桃》、《樱桃答》、《谑柳》、《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之类的所谓弄笔戏作，格调不高，意旨也不易解。这两方面看似矛盾抵牾，甚至不似出自一人之手，其实并不奇怪。从创作动因看，都出于对谐隐的追求，差异的根源乃在于各篇中谐隐情趣的高低和谐隐与诗歌韵味的统一的程度不同。这是从谐隐角度去认识商隐诗歌的参差不一和复杂性。而由于对谐隐和诗赋之间交叉渗透情况的缺少注意或忽视，对一些诗的某些方面感到不可理解，心存困惑，自然也就难免。明代胡震亨评义山《井泥四十韵》：
尝读元微之《古讽》各篇，怪其讲道理着魔，不谓此趣士亦复尔尔。
——《唐音戊签》
胡震亨以义山为颇富诗趣的“趣士”，对他在《井泥》诗中似乎无情趣地大讲道理的写法，感到出乎意料，困惑不解。的确，从一般抒情诗的诗情诗兴去要求，会觉得《井泥》诗不该过多议论，影响诗的情趣。但《井泥》不是一般的即兴抒情篇章，它在创作上有较为复杂的文体之间相互影响关系。这种影响，李商隐诗文本身即给我们留下一些线索。如上文引到的《蝎赋》就值得注意。《井泥》后半，抒写世事反常、冥不可知之慨云：“我恐更万世，此事愈云为：猛虎与双翅，更以角副之”。而《蝎赋》则说：“厥虎不翅，厥牛不齿。尔今何功，既角而尾”?近似的内容，一见于赋，一见于诗，诗赋在内容与对谐趣的追求上显得非常贴近。与《井泥》诗句类似，见于义山其它诗中的，还有《寄罗劭舆》一首，诗云：
棠棣黄花发，忘忧碧叶齐。人间微病酒，燕重远嗛泥。混沌何由凿?青冥未有梯。高阳旧徒侣，时复一相携。
腹联“混沌”二句，与《井泥》中抒写世事多变的惶惑之感，特别是“浮云不相顾，寥泬难为梯”二句非常相近。
《井泥》就诗题看，让人有生僻感。清代朱彝尊说“取义僻”。就通常情况而论，诗歌抒情，往往与亲情、友情、送别、宴会、具体人事遭际以及自然景物相联系。井下之泥自然难以激发诗兴、形于吟咏，但中国文学中的赋，却往往在诗歌较少涉及的领域，从天文、地理到宫室、器物、水土，等等，广为搜寻发掘，诗题中罕见的题材，在赋中可能并不罕见。承续《文选》，以唐代文学作品为主要选录对象的《文苑英华》中有关咏井的赋达10篇之多，联系《井泥》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罗让的《井渫不食赋》。赋与诗皆取义于《易•井卦》：“井渫不食，使我心恻”。罗赋云：“涂泥既去，方应用以虚心；汲引攸难，希有成于假手。”以井渫为喻，抒写了士人修己洁身而得不到推荐汲引的慨叹。《井泥》则借修井使井泥地位变化引发议论，抒写希望能有井泥那样升腾的际遇，但与此同时又感到世事变化悖谬不伦，不免困惑郁闷。这样一赋一诗，两篇作品从制题到旨意均有相近之处，似非偶然巧合。罗让生活于唐德宗兴元至唐文宗开成年间，以文学知名，官至高位。清代冯浩已考出罗劭舆为罗让子侄辈(见其《玉溪生诗集详注》)，罗劭舆亦以赋知名 。商隐既与劭舆为友，对罗让及其作品当有所知。《寄罗劭舆》诗中“混沌何由凿，青冥未有梯”，与《井泥》“浮云不相顾，寥泬难为梯”相呼应，也决非偶然巧合，实乃透露了《井泥》的写作与罗劭舆——罗让有一定联系。《井泥》盖即由罗让《井渫不食赋》引发而兴于吟咏 。
《井泥》的创作，既然与罗让之赋存在牵连，则不光是诗题相近，在写法上亦受赋体影响。《井泥》开头部分对井泥及其地位变化前后的描写，近于赋的体物和铺叙。《井泥》后半所谓“讲道理着魔”，亦可从赋体的影响得到合理的解释。赋本来就是杂描写与议论为一体。至于具体写法，如：“喜得舜可禅，不以瞽瞍疑；禹竟代舜立，其父吁咈哉；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汉祖把左契，自言一布衣；当途佩国玺，本乃黄门携；长戟乱中原，何妨起戎氐”，等等，其铺排方式在赋中常见，如与贾谊《鵩鸟赋》：“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云云，两相对照，会给人非常相似的感觉。《井泥》所列举的许多帝王，出身鄙贱；又铺排列举男变女、人变鸟、鸡狗升天、虎生角、凤变鸡，等等，则在俳偕幽默方面与赋相通。以致《井泥》的结论性感慨：“大钧运群有，难以一理推”，也与贾谊《鵩鸟赋》陈述的“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精神相通。故《井泥》的创作，可以说远承贾谊《鵩鸟赋》等作品，近受罗让《井渫不食赋》触动，借题发挥，铺排种种荒诞奇异的人事与自然现象，追求一种一般诗情诗韵以外的谐隐之趣。这在五七言诗追求丰神雅韵，已被唐代诗坛诸大家推向极致之后，吸收其它文体的一些因素，对诗歌的题材、表现手法、艺术趣味，加以变化，以求拓展，也是诗史演进中必然会有的现象。
谐隐成分经过艺术融铸提炼，在义山诗中广泛存在，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的与赋较近，有的则较远，不可一概而论。同时，《文心雕龙》论辞藻尚有《隐秀》篇，诠释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重旨”、“复意”之隐，“余味曲包”，要求文辞含蓄有滋味，与言辞表达之谐隐，也有一定联系。因为言辞之隐有可能导致重旨复意之隐。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仅点出时间、地点，隐去人物活动，究竟其地是富贵人家楼苑，还是秘书省?是两人相会之地，还是独自怅望伫立之地?或者仅为主人公向往之地?等等。这就产生了复意和歧解。“庄生晓梦迷蝴蝶”，描述的情景带有象征意味，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隐语式的喻体，所喻、所象征的内涵，则解者纷纷，包含着重旨复意。义山诗中既有谐隐，也有重旨复意之隐，而融合谐隐与隐秀之隐为一体，可算是义山诗的绝诣。“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与“重旨”、“复意”是构成义山诗多义性乃至朦胧隐晦风格的重要因素。
以上，本文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赋体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角度虽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作品题材内容、表述方式、艺术特征问题。《高唐》系列为义山写闺阁粉黛题材渊源所自，其隐语微词、恍惚迷离的神味也给义山诗以深刻影响。赋与六朝以来赋体咏物诗的成就，为义山咏物诗提供了营养与艺术借鉴。义山运用诗体注重抒情、长于比兴的优长，将六朝以来咏物诗推进到赋体咏物与比兴相融合、心象与物象相融合的高度。谐隐，则从取材到修辞立意和情趣追求，由赋而诗，产生一系列潜在影响。综而观之，高唐男女之恋，体物与比兴结合，谐辞隐语与婉娈托寄，这些因素交相渗透复合，经过提炼升华，正是可以造就旨隐词婉、铺排象喻的《锦瑟》，以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状物抒情、寓意深远的绝唱。这些作品代表了义山独特风格与造诣，在诗史上开辟新境。从赋影响于诗的角度，对上述情况进行探讨，有助于全面认识义山创作上的多向采纳与继承，了解其风格成因，总结其吸收借鉴赋体成分的经验教训。同时从这种吸收借鉴中，可以看到诗体的开放性，以及诗体在与其它文体相互渗透中演进的情景。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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