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贵山
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
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实现文艺复兴。只有实现文艺复兴，才能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支撑。成就伟业，必须造就英才。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着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往往能培育和塑造出灿若群星般的一代人杰。恩格斯曾在称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巨人与那种实际上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的“书斋里的学者”判然有别，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这次伟大的历史变革，给整个世界，包括文学带来了全方位的跃动和更新。“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肮脏的“奥吉亚斯牛圈”被清洗了，“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61-262页)。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不仅涌现出一批批政治家、军事家、宗教改革家、历史编篡学家，像莱奥那多·达·芬奇那样的英名盖世的伟大画家 ，还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展现出空前的艺术繁荣。一些文学经典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是承载着所属那个时代的全新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高超的人文素质和先进的思想内涵的英雄典型。
“文学是人学”。不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莎士比亚曾通过他的剧中人物哈姆莱特之口，对他所崇拜的人类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对人类的赞美，是出于对人类的尊严和伟大的自信和期待。无论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志士和智者，都毫无例外地肯定和提倡文学的启蒙开智和济世育人的功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鲁迅提出“立人的文学”， 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呼吁“为人生而艺术”……这些文学主张都强调文学对育人和培养国民的人文素质的作用。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为立志甘当“历史的书记官”而感到自豪。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称为“生活的教科书”。可见，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教育作用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也是无法消解的。文学的认知教育功能从来并永远是文学的一切价值的根基，是培育和提高大众的人文素质的核心。文学教育对培育和提高全民的人文素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曾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一件小事》、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中的精神意蕴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的人生的座右铭。概括地说，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无非是立人、铸魂、励志、养心。人创造文学，文学也创造人。具有高尚人文素质的作家艺术家必然创造出高扬人文精神的文艺作品，具有崇高人文精神的文艺作品对培育和塑造具有高尚人文素质的人一定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培育大师
经济和文化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祖国——德国作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04页)。 他们说：“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的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伟大的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20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德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先进文化的姿态，引领整个欧美的思想界。中国的文化界也出现过被美誉为“红色的30年代”。中国共产党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文献《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已经70多年了。这部著述中写道：新文化“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无不引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而鲁迅作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代表“中华新民族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8页)。这个历史时期内的辉煌的文化伟业是由各个领域中的大师们创造出来的，至今，当人们回忆起这段红色的史迹时，特别是当承接文化先驱的后来者们缅怀“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大文豪时，仍会肃然起敬，感到骄傲和自豪。难道，当代中国文坛不再需要培育这样的大师吗？新时期以来，那些30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师级人物，相继驾鹤仙逝，给热闹的当代中国文坛平添了几分冷寂和悲哀。有的学者竟然慨叹：中国文坛从此坠入了“无大师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