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悖论：经济发达的民族和国家，文化走势并不与之同步；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反而能出现空前的艺术繁荣。俗语云：“多难兴邦”，看来“多难也出大师”。大师们的涌现，总有他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思想语境。令人深思的是，和平发展时期，由于生活的安逸和宁静，容易催生享乐之风，甚而消解了“出大师”的时代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
大师级人物的培育和自我培育，除了客观方面的社会文化土壤之外，主观方面特别需要树立向大师的水准和目标前进的雄心壮志和自觉意识。而当代中国文坛之所以还没有涌现出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师和大师群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与过于痴迷利益原则相关。
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一个好东西。利益的增值和扩大，往往给国家、民族和个人带来福祉。利益原则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脱离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人们在正义和正当的前提下，谋求合理的利益，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杠杆。然而，利益原则也并非是万能的。实质上，文化的底蕴、素质的潜能、理想的光照、信仰的支撑，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往往起到利益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时下的中国文坛，功利与审美的矛盾更加凸显，商品化和功利化的势头越演越烈，使学院派或那些主张审美非功利、推崇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独立性的精英人文知识分子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尴尬。在他们看来，已经膨胀了的文学的商品属性大大抑制了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开始从政治的奴婢蜕变为经济的附庸。
因此，“审美距离说”是有道理的。观赏一幅画，太远了看不见，太近了看不全。审美需寓于一定的距离之中。脱离文学的商品属性和功利目的，单纯孤立地强调审美属性，或一味地推崇文学的商品属性和功利目的，忽视文学的审美属性，都是不妥当的，也是行不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要努力寻找功利与审美的平衡点，确立文学与利益之间的既对立又协调的张力结构，追求审美和功利的适度的倾斜和统一。关键在于寻求两者的适度，适度才能和谐，适度才能产生审美与功利、文学与利益之间的合理结构和良性生态。
大师可以体现出人文精神的精华，无愧为人文素质的标杆和道德文章的风范。大师级人物往往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他们不受利益的驱使和金钱的奴役。大师，应当是旗帜，是一个领域中的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人物，是在创作、评论和研究中卓有建树的领军，是文化、文论和文学赛场上的金牌得主，是文化军队中的将帅形象。
人们不禁想到，许多出色的科学家和大师级的学者，坚守着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挥之不去的爱国主义情结，耐得住饥寒和冷寂，承担着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重托，顶着封锁和压力，向科学的高端挺进。面对时下的文坛境况，曾经由于战火连天而屈尊一隅的西南联大的名教授们，虽然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挺胸阔步、气宇轩昂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骨气和精气神，实在令人感佩。
社会公众十分关注影视界、特别是演艺圈的现实状况。有些表演艺术家很有才能，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艺术经验，完全可能成长为大师级人物。遗憾的是，他们过于痴迷俗文化，过于陶醉对金钱的追求和崇拜。据媒体透露，他们都是赚钱的能手和提高票房价值的重要人选，所以特别为导演所器重。他们想赚钱，导演们也想利用或通过他们来攫取可观的文化利益。有的演员同时或交叉扮演几个重要角色，穿插排戏，疲于奔命，既来不及沉思，也没有时间体验，更谈不上“十年磨一剑”、“精益求精”。他们的片酬不断攀升，甚至超过整个影视剧的制作经费。受利益驱动，势必导致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量取胜。频频紧跟俗文化潮头，其结果不是大众文化被精英化，反而加速和加深了精英文化被大众化的过程和程度。这只能造成艺术才能的浪费和停滞，难免导致在俗文化的层面上持续不断地低水平重复，不可能进入表演大师的行列。况且，大多数的表演艺术家已经获得了人民的尊重和喜爱，生活变得非常富裕和优越，面对着鲜花、奖赏、赞誉、财富，理应回归、保持和发扬来自大众的平常心境和人生态度。平庸、粗俗、虚假、浮躁、浅薄、势利，都是与大师无缘的。作为文化人的作家、艺术家和表演家，理应摆脱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捆绑和羁绊，坚持和呵护文化精神的操守，切忌胸无大志，安于小成，应当代表中华民族向人类的精神高地和文化思想巅峰攀登，向“德艺双馨”“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的崇高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