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鄙俗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批判
经济和文化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1890年10月恩格斯曾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德国作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j“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在德国的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１７５０年左右，德国所有伟大的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２０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爽的青年。但是，……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k因为，面对正在“腐朽和解体”的“德国现状”，“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l整个德国社会，“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气息渗透了全国人民。一切都烂透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艺术殿堂上可以“演奏第一小提琴”的德国，现实生活中却充满着令人可恼的鄙俗气。德国这种生活形态的文化氛围，这种弥漫于整个德国社会的鄙俗气，使人们受到薰袭和污染，毒害精神气象，表现为：平庸势利，没有理想、追求和信仰；作为一种凝固的生活秩序和守旧的习惯势力，作为一种具有消蚀性的文化惰性，弥漫着粗俗势利的商业习气和市侩时尚，形成安于现状的、超稳定的历史结构，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种劣质文化进行了无情地揭露、抨击和批判。弥漫于整个德国的鄙俗气，薰染着各个阶层的人们，即便是德国的天才的哲学家黑格尔和伟大的诗人歌德也不例外。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m黑格尔尽管是划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巨人。作为辩证法大师，他本应朝前看，肯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由于他的哲学的封闭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却令历史发展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宣称普鲁士是理想的王国。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体系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总是把敏锐的眼光投向过去，而很少将锋利的视野远眺和憧憬未来。早年的歌德本是德国狂飚运动的旗手，他的历史选择是先进的。当他成为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时，竟然与腐朽的贵族同流，身上沾染上无法脱净的小市民的鄙俗气。显然，歌德的思想结构是带有复杂的两重性的。他的文化思想的先进性和保守性是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的。他的早年，特别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他的晚年，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几乎变成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j这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竟然“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因此，恩格斯说，即便是在黑格尔和歌德的头上，也“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
德国现实生活中的鄙俗气和劣质文化氛围必然在德国人的性格上烙下明显的印记。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这种鄙俗气的污染，特别是因为三十年战争和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后遗症的影响，使 “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这种性格说明，“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种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k
德国小市民性格的褊狭、软弱、胆怯、守旧，恐惧革命风暴，毫无首创精神、耽于崇尚康德的“善良意志”的幻想、囿于“小眼小孔的利益”的“虚假的独立性”等系列性特征，正是德国的鄙俗的文化氛围薰染的结果，成为阻滞德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思想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的德国文化和法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先进的法国文化和滞后的德国文化的区别，归根结底，反映着两种历史结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差异。德国思想界不是把德国的思想法国化，而是把法国的思想德国化，在把法国思想德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按着德国的思想传统加以改制，重塑成德国版的法国思想，即把法国的革命经典变成德国贵族所能接受的东西，成为一种装饰和点缀，用法国的文献当作广告来维护可怜和可恼的现实。这实质上是借用市民社会的先进文化来守护德国文化的陈腐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在德国生活，依靠德国和为着德国生活，……他们不是剽窃法兰西国家，而是剽窃法兰西哲学，他们不是把法兰西的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的思想德国化”。l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恩格斯发挥说：“德国诗人在德国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四面八方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恩格斯慨叹、无奈和失望地说：“对于一切多少有点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m
列宁对高尔基的思想疏导也令人折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真诚地奉劝高尔基离开令人窒息的麇聚在圣·彼德堡中那些封建贵文人圈子里的龌龊环境，到新生活中去体验和感受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以沐浴精神上的洗礼，迎接灵魂的重生。
四、关于批判文化与和谐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实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了夺取政权，实现人民大众的解放，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始终洋溢着和贯穿着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承接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批判传统。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的差异，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和主导面是有区别的，其间，文化思想的性质、价值、功能、地位和作用，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中国的百年历史，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前半个世纪和后半个世纪两个阶段。前５０年，处于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夺取政权，面对着尖锐和残酷的革命斗争，主要强调支持这种革命斗争的批判文化。革命文学界，特别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把文学视为“投枪和匕首”。这个历史时期，凸显文化的批判性、斗争性和战斗性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理应逐步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刻不容缓，具有战略意义。这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相继提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如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区别事物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主张建设“科学、民主、大众的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和“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文化思想，对新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建设“以人为本”的先进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包括建设具有全局性和主导性的核心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和谐文化的提出，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既承接和弘扬了以“和”为轴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丰富和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处理好和谐文化和批判文化的相互关系，对全面完整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革命的和批判的”，j并“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k任何时候都应当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即便是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的全面进步虽然已经取得飞跃发展，但世界尚未大同，人间并不和美。实现臻于和谐状态的大同世界还是十分远大的理想。人们追求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态和社会的生态的和谐，渴望逐步地历史地实现理想状态的和谐社会，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上的批判活动。因此，应当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理解为一个持续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的深刻的历史过程。一个非和谐和不稳定的社会是无法发展的，但没有变革和批判，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只有解决有碍于和谐和稳定的社会矛盾，才能实现历史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和谐是批判的目的，批判是实现和谐的手段。为了实现和谐，必须对社会中的非和谐因素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文化和与谐文化是双向互动和相辅相成的。脱离和谐文化孤立地强调批判文化，或排拒批判文化单纯地倡导和谐文化都是不完整的。根据不同时代的历史需要，两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防止和克服两者的错位和失度。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和谐因素与非和谐因素是并存共生的。我们应当不断扩大和谐因素，缩小非和谐因素，树立正确处理和谐文化和批判文化的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合文化。毫无疑问，这各种和合文化是具有两面性或双重性的。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这种文化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应当意识到它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不相适应的局限性.。不能淡化和忘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先驱者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的清洗、过滤和批判。这些勇立时代潮头的新思想的领导者们都是人杰才俊，他们或许有些激进情绪和焦虑心态，但不能否定他们批判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历史功绩。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同样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妥当的，理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需要肯定那些应当肯定的东西，同时需要否定那些需要否定的东西。肯定有益的和有用的文化资源的同时，要防止把有害的和有毒的文化成分，当做国粹加以保护，也不能因为对中国古代文化反过了头，或对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着激进主义和否定主义倾向，便以此为口实，自觉不自觉的保护不利于人的发展和阻碍社会的进步的那些落后的、腐朽的文化渣滓。我们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复古主义是要不得的。实际上，传统与创新，崇古与趋时，激进与保守，合和与对立都是事物的矛盾结构中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遵循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逻辑加以把握。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强调矛盾、对立和冲突。当实现了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之后，我们主要强调和谐统一。这都是时代的需要，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但对立统一规律是不可割裂的。事实上，即便是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也曾呼吁人民内部的团结，也谋求为实现共同目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提出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张。和平发展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必须强调团结、和谐、稳定。但同样不能忽略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着的相当突出和严峻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粉饰和掩盖如腐败现象和两极分化等尖锐重大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关乎到人心所向，关乎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强调矛盾、对立和冲突时，不要忘记统一、和谐和稳定；强调统一、和谐和稳定时，也不要遮蔽矛盾、对立和冲突。必须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脱离统一强调对立，或脱离对立强调统一，都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而违反辩证法是可能或必然会受到惩罚的。不正视和不解决现实生活中那些严酷、冷峻的社会矛盾，不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这些龌龊的丑恶现象的根源，是不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的。粉饰太平，掩盖矛盾，只能遮蔽和保护现实生活中那些正在不断滋生和膨胀着的腐败现象，无助于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
总体上以和合文化为主导、为特质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使中国踌躇地走过漫长悠远的历史脚步，造成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们提出变革社会的主张，或有的曾倡导民本思想。但究竟“以人为本”，还是以“以官为本”，始终纠缠着中国古代的政界和学界。事实上，“以人为本”并从来没有认真地实施过。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所谓“天”即是人世间的 “天子”，“天子”作为“人王”，即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天人合一”，从政治层面来说，即是要“合”到皇帝那里去，所谓“朕即国家”。只有把“以人为本”变成生活中的事实，变成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东西，才能抵制和逐步消除官本位体制和官本位文化的恶劣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