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思想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
每个社会或每个社会中的思想家或文艺家，从文化层面说，都是多样的和多元的，实际上都是充满着各种矛盾的复杂的集合体。大至社会小到个人，几乎所有的文化思想结构都这样那样地、或显或隐地、不同程度地折射着相应的社会历史结构。归根结底，社会历史结构决定相应的文化思想结构。文化思想结构寓于社会历史结构，社会历史结构又通过文化思想结构表现出来。探寻文化思想结构和文化思想矛盾的内在机制，必须发掘它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历史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关系。历史结构中的物质结构影响和决定文化思想结构。历史结构中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影响和决定文化思想结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包括以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又往往转换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这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厌恶的弥漫和浸染整个德国社会的小市民的鄙俗气。这里包含下面一些意思：从历史结构而论，德国这个诸侯割据、贵族纷争、封建专权的小邦国家贫穷、落后而又分散。封建宗法制的生产方式根深蒂固；地主阶级强横但已腐朽；小生产的农务操作和小资产阶级的世俗传统和历史惰性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兴市民阶级的发育尚不成熟，处于软弱状态。这种包括经济政治因素在内的社会历史结构酿成一种怯懦和耽于幻想的鄙俗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以潜在和泛化的形式，左右着人们的生态和心态，也不可避免地决定着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倾向。德国社会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思想结构和心理结构在内的历史结构的多元性，决定了歌德的世界观和他的思想结构的复杂性。在歌德的精神世界中，既有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构，也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结构，还有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结构。他和他的作品的思想结构和思想倾向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向度的复杂的集合体。
歌德的创作和作品的复杂性和歌德对德国的现实生活的态度的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和境遇下表现出明显相互矛盾的差异性。恩格斯指出：“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j不难看出，歌德的世界观、思想结构和他对德国封建宗法制的政治态度是带有复杂的两面性的。当他作为狂飚运动的旗手和游访于具有古希腊艺术魅力的意大利时期以及创作伟大诗剧《浮士德》的过程中，他的文化思想结构和他对变革现实的历史风暴的政治态度是积极的、先进的，带有革命倾向的，他对德国宗法制的政治态度是反叛的、厌恶的，甚至是敌视的。当他作为法兰克福市议员的儿子和当他成为魏玛公国的官员时，他竟然写出像《化装游行》那样粉饰现实，以供贵族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作品。这时他的文化思想结构和政治倾向则是十分保守的。歌德简直变成了一个庸人。歌德的这种思想结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两面性是同时或交替存在着的。
社会的历史结构和作家作品的思想结构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同构性，换言之，具有大体上相统一的对应关系。恩格斯在分析歌德的创作和作品的思想结构同歌德的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同构性和对应关系时，并没有把前者简单地视为后者的机械的等价物和简单的分泌物，而是着重阐发和剖析了作为联系两者的纽带和中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心理领域里的鄙俗气对歌德和他的文学活动的决定、制约和影响。恩格斯对德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如此论述可能有些夸大，但歌德确实生活在鄙俗的历史氛围中。他和席勒、康德、黑格尔等天才人物都带有共同的两面性或双重性。德国现实生活的鄙俗气使歌德的思想结构和文学创作陷于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歌德有时“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有时又“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
即便如此，歌德尽管生活在令人不畅的鄙俗的生活环境中，有时竟能顽强地表现出对历史发展的期盼和对人类进步事业的热望和追求。他创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普罗米修斯》、《葛兹·冯·伯里欣根》、《浮士德》等优秀作品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历史要求。歌德的世界观和思想结构中毕竟存在着先进的合理的，甚至是伟大的天才的一面。这实际上也是德国的文化思想结构中潜在的驱动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使然。德国现实生活中的鄙俗气是一种比较浓重的消极因素。然而，德国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具有两重性的，反映到德国现时生活和作家头脑中思想结构也同样必然是具有两重性的。正是这种文化思想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的同构性，昭示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歌德的文化思想结构中的矛盾只不过是德国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指德国的社会结构──引者）安排好了的”。j
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创作所现出来的世界观的矛盾中，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矛盾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文化结构的矛盾中，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中充满着差异性和双重性的复杂结构。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j
列宁极为精湛地剖析了托尔斯泰文化思想结构中的矛盾，揭示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两面性：一方面，托尔斯泰是从统治阶级和压迫者身上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无情的暴露者，是对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宗教、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伟大的批判者，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谎言和伪善的激烈的抗议者；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提倡者，是“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的鼓吹者，是“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宣扬者。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列宁还指出：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根据列宁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托尔斯泰正确地揭示了革命的根源，却荒谬地否定了革命的手段；托尔斯泰对沙皇俄国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无情的批判，必然引出改变现实的结论，但却热烈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说教，回避、抵制、反对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捣毁旧的国家机器；他通过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引出革命，又通过否定暴力而取消革命……托尔斯泰的学说徘徊在革命的十字路口上，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中的革命因素和不革命因素的深刻矛盾。
总而言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充满着文化思想结构的矛盾。这种文化思想结构的矛盾，归根结底，是托尔斯泰所处的当时俄国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矛盾。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k“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j托尔斯泰头脑里和精神世界中的文化思想结构的矛盾，归根结底，是托尔斯泰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矛盾的反映。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矛盾和文化思想结构的矛盾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深刻分析，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文化批判和从事文化建设提供了范例。(陆贵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