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化导向的思路。我研读《决定》觉得每句都有力量、都很新颖，没有大话、空话，说的很实在，就在他针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针对问题把文件讲话搞改革才不会空对空，才能解决那些需要迫切结果的问题，这些对我们搞管理、讲课都有启发。
第三，突出重点思路。尽管是全面改革，但是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政府全面的改革。我们得到了三个重点，第一个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在改革当中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得到第二个改革中，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也涉及到很多内容，这一次我们突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就使我们得到了第三个层次的重点。
我觉得在文化领域，政府与市场的管理同样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解决的伟大问题。资源配置到底是什么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所以要载入我们党的历史史册，就在于它确立了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铁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从此之后我们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五大说“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说“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说“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说“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第一点，我们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第二点，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市场只能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差意义重大，是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和最大创新。市场政府关系首要在这儿。
政府重要的弊端就是审批干预过多。弊端很多，我归纳了一下，一是效率低下，耽误无数时机。二是主观随意，批出重复建设。三是权力寻租，导致许多腐败，四是缺位错位，造成该管不管。
我们政府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文化市场也是如此，现在比较起来，我们在文化方面还保留着较多的审批手段，我相信随着市场的完备、随着生产主体的自律，我们文化审批项目也会进入逐步适应的过程，这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决定》特别讲到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更是值得我们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公和私的共产使我们迈不开步子，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消除私有制，曾经我们的市场什么都凭票供应，物质匮乏，生产力释放得到了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有和私有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正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和非公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有人通俗理解，已经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在我们管理协调文化实践当中，我感到我们文化对公有、私有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们常常把比如广电、新闻、出版、报纸当成我们自己的亲儿子，而社会文化企业常常不在我们的会议、文件光环的关照范围之内，如何对体制内外的文化企业单位一视同仁，让他们平等竞争，这是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索的，而且体制外的企业给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一方面纯粹的经济领域做的比我们文化方面好一点。
我们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一系列关于鼓励非公文化企业的发展措施，要引起我们我们的高度重视，比如《决定》指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比如降低门槛，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的改制经营。比如，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比如，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文化交流项目。比如支持各类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比如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相结合。这些部署为我们平等的对待公有和非公的文化企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贯彻落实下去，使得这些政策不至于出现看得见进不去的现象。
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是什么？核心就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国家明确提出强国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叫人才强国，一个叫文化强国，像经济、科技、军事都没提，这些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在文化强国方面很有信心，也很有把握。为了实现这个就要加快改革，完善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体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全国整个改革的目标是一样的，明确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把我的题目临时改为“用改革释放文化的力量”。（周文彰）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