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 然
“黄河诗派”持续时间较短，从1985年前后出现，到1986年冬天，也即三位代表诗人潞潞、陈建祖参加1986年诗刊社在山西举办的“青春诗会”后，大体不到三年时间，基本上已告结束。而深思 “黄河诗派”解体的主要原因，根本还在于，当年广泛效仿之文学寻根，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些青年诗人多社会思想认知、多艺术表达方式的自我追求与思考。然则，“黄河诗派”不仅就“新时期”山西文学而言，即便放置于更久长的山西现代诗歌史历史长廊加以考察，也是我们这块黄土地上一次自觉的、有着鲜明本土特色、波及全国并与当年风起云涌的全国性诗歌运动互相渗透的重要诗歌存在，影响之深远，一直绵延至今天。显然，也最值得我们进行历史性的回忆钩沉，从中探寻当代山西诗歌发展的方向与道路。
“黄河诗派”起事，以郭志勇在《太原日报》上发表的《山西“黄河诗派”宣言》（待考）、张锐锋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山西诗之现状与“黄河诗派”的雏形》两文为标记，前期代表诗人有潞潞、陈建祖、郭志勇；随后壮大，秦岭、周所同等几位加盟，当初除选择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外，为及时与大家见面，又会经常出现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上。
“黄河诗派”成事的客观条件，一为潞潞、陈建祖、郭志勇、周所同、秦岭等创作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突破实力，如潞潞、周所同、秦岭，当时已在全国成名；二为几位诗人分别掌管有一定的话语权，如作家张石山任《山西文学》主编，担任诗歌组长的潞潞每年争取一个诗专号；作家成一主编《黄河》杂志；陈建祖任《太原日报·双塔》副刊编辑，“双塔”为全国报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园地，文学评论和诗歌更加引人注目，还有，秦岭后调入大同市文联任《云冈》杂志的诗歌编辑，周所同在忻州任《五台山》杂志的诗歌编辑，他们二人先后都办过颇具影响力的诗专号；三为潞潞在山西大学期间与李杜一同办《北国》暨“北国诗社”，已积累了一定的组织与编辑经验，特别是外省约稿，眼光准、规格高；四为有陈建祖这样的活动家、鼓动家，他的热诚，就是一种凝聚力；五是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举国再度西风东渐；北岛、江河、舒婷等新一代诗人成为更多文学青年的榜样和关注焦点，灭“朦胧诗”变成螳臂挡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正被多种写作浪潮所取代；“晋军崛起”引起关注；“寻根文学”酝酿成熟，形成气候。
就这一时期，我省文学评论家李国涛先生还在《诗刊》上特别著文《论后起的山西诗界》，介绍评价了这一代新人，并把重点放在了潞潞和另一位并不曾加入“黄河诗派”的诗人周同馨身上。周同馨的写作更多定位于小城和小城青年，轻盈，优美，充满浪漫的时代气息，和“黄河诗派”倡导的更具历史文化厚度的写作形成一定反差，是行走在 “诗派”之外颇具个性化特色的创作例子。
我们山西是有天才诗人的。“黄河诗派”在创作上一开始便勃勃雄心，从不隐瞒自己欲成长为这块土地上的大诗人，在诗中接受神谕，天才地代言这块黄土地；另外，他们的老师，“新时期”山西诗歌的传薪者文武斌之死，似也构成了一个山西新兴诗歌力量聚拢的历史契机。
文武斌，原名文步彪，当代山西著名诗人，新时期山西诗歌代表人物之一。文武斌早年爱上诗歌，很有可能是因为读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以及读写《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期的艾青，而非鼓动全民砸锅卖铁的错行韵文或者其他；文武斌是《汾水》（《山西文学》前身）杂志的诗歌编辑，《汾水》杂志是整个山西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阵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甚至肩负有某种神圣庄严的历史使命——把感同身受与有限的现代诗歌认知传达给下一代如潞潞、秦岭、周所同、陈建祖、于建军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诗人；这种传承在山西还包含有某种与现实痛苦割裂的东西，而这也就意味着，他更多是从早年写《战斗与歌唱》的冈夫和写《城》和《忧郁》时期的马作楫手中接过来的火炬。
1983年盛夏，文武斌身染胃癌赴京医治，因出不起陪侍佣金，他的好友和弟子们轮流赴京，丰昌隆、潞潞、周所同、秦岭、于建军、郭志勇……他们为病中的诗人端屎倒尿，送饭喂药，伴其左右；然而久治不愈，遂返并于该年8月22日仙逝；这后来，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大家为悼念诗人所写的诗篇，以及一年多之后“黄河诗派”的命名——这位传薪者之死，也成了山西这个主要诗歌流派的《出埃及记》。
我曾在博客里写道：“黄河诗派”的命名与崛起，体现的是当年山西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的诗人冲破种种意识形态樊篱桎梏的一种坚定的自抉。今天看，必须说还带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属性，青年诗人们艺术上的搏击，亦能划归入“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历史的大架构，如此，也更能探明现代诗歌在山西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及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