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 郁
过去有人问作家写作的技巧如何获得，答案常常令人失望，那结论是，文学的写作是难以言传的。这成了中文系和文学院不培养作家的理由之一，所以新生入学时得知所学与文学创作无涉，多少有些遗憾。但近来创意写作专业兴起，情况略有改变，文学之道，并非没有门路。现在一些作家纷纷进入大学讲堂，似乎在解决类似的难题。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也因之大大增加了。
我们的中文系和文学院一般以传授文学史知识和文学鉴赏的方法为主，创作长时期是未曾进入教师的视野的。而一些作家并非都有文学院学习的经历，这给文学教育带来了尴尬。我在教书的过程，曾被此类现象困惑良久。但环顾历史，可开启的门路不是没有，有参考的经验一直存在其间。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例，它的前身是延安鲁艺、华北大学。这里的教师队伍一是有学术研究、文学批评的传统，二是也带有文学创作的遗风。前者以吴玉章、周扬、谢无量等为代表，后者则包括丁玲、何其芳、艾青、萧军等前辈。这两个群落的教师的特点都是与时代脉搏共振，在学识和写作中呼应着现实的问题，想起来都是教育史上的趣事。
因了这个传统，它提示着教育的多样性的重要，而不同传统的衔接可能带来文学教育的差异性。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多年，觉得当下文学教育的问题是，学生的表达能力没有被很好召唤出来，学习中的单一思维可能抑制了思考的冲动与表达的冲动。查看近现代文学史，最好的作家多不是学习文学专业的，一些好的文学史专家往往从别的学科进来。文学的门槛看似很高，其实也不然的。
于是问题来了：文学教育的学科设置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吗？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难。古人注意诗外的功夫，故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今人看重的是诗内功夫，文史哲分家多少说明了什么。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人才的不同色调，所谓古今之别，也含有这类因素吧。不过现在人们开始有了汇通二者的努力，许多学校都在慢慢摸索自己的道路，各自有了不同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选择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是延续以往的模式，对于文学史、文学理论有系统的训练，二是增设创造性写作教研室，引入一些知名作家进入课堂。在这两个方面之外，同时开设古典学课程，让学生了解中外古代经典。这些都是逸出学科评估的部分，乃远离体制的选择。
这条路径是否有效，还不能很快得出结论。我一直觉得文学教育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它的基本要义是可以体味的。学科设置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问题是对于母语的领会力。汉语已经有过数千年的存在历史，每个时代都有一些非凡的作家和学者出现。而许多学者本身也是文章家。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太讲文章学，其实好的学者与好的作家都应该通文章之道的。当代作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许多人不是文章家，他们不懂得词章的深灵远意，缺少文体意识和诗文表述的潜质。孙犁晚年对于文坛浅薄文风的批评，汪曾祺呼吁作家对于词章之学的关注，都是对文学血脉的单一性的警惕。阿城当年深受读者欢迎，用汪曾祺的观点看，是恢复了旧的文学感觉，中文的魅力被再次激活于文本之中。文学教育倘不关注这些问题，我们总还是在审美的歧途上。
现代白话文的普及带来了社会的进化，但对于古今之文的潜能的开掘还远远不够，我们对于母语的驾驭还在单一的路上。“五四”那代人希望的新文化是古今汇通，中外互动的。可惜后来因战乱而终止了某些探索。教育救国是一条重要之路，而复兴母语的创造性书写也是现代人的使命。后者的重要性今人已经渐渐意识到了。
我自己喜欢司马迁以来的忧世传统，这些在后来的杜甫、苏轼、曹雪芹、林则徐那里都有体现。现代以来鲁迅深化了此一传统，且打通中外壁垒，古今之路延伸于视野之中。此后钱锺书之探索、穆旦之尝试，对读者都有震动，于学生亦有教益，其文本都是很好的教材。较之前人的经典，文学教育之弊是简化文本的隐含，将历史的表述八股化。中外文学的重要遗产乃对于生活的多角度的凝视，其中的内容里包含着大爱精神和批判意识，而每每在词章里造成新的格局，放思想于开阔的天地之间。文学看似一种感性的表述形式，其中荦荦大者，乃忧国忧民的情思，以及飞动的诗趣。文学教育说到底是对于想象力与智性的培养，它不是框子里的说教，而是对于陌生的存在的发现和探究，是对于自我感知阈限的跨越。庄子的逍遥之游与杜甫的沉郁悲慨之气，以及“五四”新文人的启蒙、救亡之音都可谓我们灵魂的前导。
如此说来，重温先秦至五四的遗产对于我们多么重要，而对于域外文学精华的摄取亦不可小视。重振汉语写作面临的课题很多，如果只在象牙塔里议论这些，自然有相当的限度。所以文学教育也有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之别，到社会的舞台捕捉性灵之光，则是教师不能不提醒自己和学生的要点之一。这无疑是一件神圣的劳作，它生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敞开的过程，我自己喜欢看到的是：内面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的互感，诗外功夫与诗内功夫的融合。如是，我们的汉语庶几不会粗糙下去。（孙 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