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教授 党圣元
中国古代文史理论的核心特色，集中反映在一批范畴概念上。我们谈哲学史、美学史、文学思想史，都离不开对范畴概念的考究和诠释。古代文论中的范畴概念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传统文史理论的内涵特征、发展规律，揭示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而且也是融贯中西古今、构建当代文论中国话语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畴研究已然成为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一些核心范畴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则缺乏理论史观照与民族个性认知，场境意识不足，集中体现在以主观的判断测度代替古人的理论，在细节上不能深入，传统范畴的本来面目模糊甚至被屏蔽。一则着力于细节研究之际，过分强调窄而深的研究方式，反而见木不见林，缺少从整体性理解关照古代文化、文论的通观意识。
当然，除时代、方法、学力等主客观原因外，个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范畴研究一向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挂一虽非必漏万，但难以整全圆融是其常态。由此而言，这种研究特质对学者的综合知识、能力及方法论意识要求很高。就以上所言而论，赵树功教授的《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可以称之为经得起严格推敲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力作。关于文才的研究，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作者《后记》中自言“才本身的天人体用综合性质，其与性、气、情等等范畴关系的辨析，才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运作机制，人力与天赋互动的逻辑”等等时时令其陷入苦思冥想，其间的笼统性、多义统一性、重合而又彼此有所偏诣等特性恰是这种难度的真实写照。
“才”是古代文史领域的重要范畴，在道、气、文的大框架下，才从哲学进入文论领域，成为极其重要的主体素养范畴，其强大的化生能力构建出以之为基础的一系列涵盖创作、鉴赏与文机涵养等多个领域的范畴群落，并在与其他范畴的互动中，综合平衡地影响、制约着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品格。对于这一重要范畴，此前学界虽有关注，但相对于文才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艺审美领域的巨大影响而言，仍显得零散、薄弱。
《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一书考释兼备，史论结合，对古代文才思想内涵、特征、渊源、演变等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发。全书88万字，是作者沉潜八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体现了一定的学术高度。通读全书后，我认为该著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第一，在整体、系统的研究中构建了关于文才的知识体系。正是在整体、综合的研究视角下，很多曾经似是而非或者莫衷一是的问题得以重新认识。如才法关系中，自新文学勃兴以来我们习见对于破格、破法以申才的论述，作者发现，古代文人对文艺法度有着相当的谦恭，敛才入法之论才是文学思想的主流。再如，“李杜优劣”是个老话题，学界讨论也多从韩愈与元白诗派的具体论争入手，作者从才的角度照见了其中蕴含的才学之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发。
第二，科学、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本书综合运用观念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打通文史哲藩篱，善于运用传统朴学的方法对“才”“三才”等范畴进行语义上的阐释，绝不因其习见而轻易放过，尤其是对“三才”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三才”作为哲学概念人人耳熟能详，且其影响深入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对这个概念今人未必都有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本书作者从词义训诂出发，结合概念阐释的历史沿革，条分缕析，敏锐勘察到《易传》释“彖”为“材”与“三才”论形成及异变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第三，文献运用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材料非常扎实，言必有据，文献征引广博却并不堆砌，而是伴随着精准的考辨与选择。重要问题的学术演进描述中，始终没有离弃《论衡》《抱朴子》《文心雕龙》等经典文献。与此同时，又旁征经史子集，其中多有今人罕用的文献资料。两类文献融合互证，作者多有新意的解读，可以说能入能出，体现了出色的文献驾驭能力。
当下构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呼声很高，相关的理论探索与关键词研析都在大规模展开。在这种中西文化对话的语境中，在我们重构民族文化自信的努力中，本书无论从方法论还是理论创获方面，都将对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带来诸多启示。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8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