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中国政府在改善制度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改善制度基础设施比建设物质基础设施难得多，不是一蹴而就。也许需要一百年、两百年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4月27日在一次主旨发言中谈到。当天，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举行，包括2007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在内的多位学者出席了大会。

　　以下是白重恩发言全文：

　　首先是道歉，今天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建院35周年的院庆，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全球商学院院长的论坛，今天还成立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学会，成立了商学院的联盟，叫C9+，国内的C9大学的商学院，再加上一些C9之外比较好的商学院。所有的会都很难控制时间，本来希望能够赶上最后一秒钟，结果差了两分钟，非常抱歉。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特别是在今天的听众中，坐着我的老师Eric S·maskin：，还有长期学术上的朋友………（Jan Svejnar：），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位老师Jan Svejnar，能够在他们面前来讲我的体会，是我的容幸。今天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会议，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都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会起到一定作用，到底是很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可以起正面的作用，有的时候政府也会起负面的作用，我们怎么来保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这样就有很多的解释。

　　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是由Eric S·maskin我的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钱颖一和（许成刚）教授很早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他们讲到了（英语）在影响政府行为方面的作用。如果有一些资源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资本，每个地方政府如果有一定的激励，如果地方政府有激励，他就会做一些事，来吸引这些可移动的资源。那么做了什么事来吸引这些资源呢？比如说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当基础设施的条件变好了，就对投资者更加有利，所以就会把资源吸引过来投资，吸引劳动力过来。这个解释我觉得对中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姚洋老师也提到了周黎安和（红斌）关于这一方面也做了实证的研究，也确实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和当地的经济增长是有相关性的。

　　地方政府是因为有了激励，所以他们做了很多事来改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能够解释所有的关于政府在市场中所起作用的问题。基础设施我们认为有两类，一类是物质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础设施投资，道路、机场、铁路等铁公基，还有另外一类的基础设施，可能很多做制度经济学的学者都会很重视，对另外一类软的基础设施重视不够，这就是制度基础设施。全世界除了两个国家以外，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市场经济跟市场是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市场经济没有好的10：59分钟……没有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我爸 要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要忽略了。

　　我们的地方政府是不是也在改善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呢？确实我相信我们过去40年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改善制度的基础设施，要比建设物质的基础设施要难得多。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完成的，甚至不是40年就可以完成的，也许需要100年，也许需要200年，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支持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是外商投资者，在中国建了一个项目，为了做这个项目，成立了一个项目公司，项目做完了以后，项目公司就要注销，他可以11：00中……资本管制里面这条路是通的，就是外商投资所得到的回报可以拿出去的。但是因为有资本管制，就需要有一些条件才能把钱拿出去，特别简单的两个条件，一个是证明你纳税了，第二，拿着纳税的证明，银行……这样的基础设施 应该很容易建设。但是中国有两个不同的税局，我们有国税局和地税局，银行要看到两个税局证明的原件，才给你放钱，地税局给你提供一个原件，国税局……留在我这里，不能拿走，大家就知道了问题，在地税局开了一个证明，到国税局的证明下来了，然后……银行说我要两个证明，这个事就办不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规章制度都是由不同的部门来制定的，每个部门只是想到了自己的方便，就遇到了很多的矛盾。我们企业每天遇到大量这样的问题，就发现制度之间是打架的，是因为制度是由不同的部门提起的，来制定的，他们都考虑不要在我这个部门只要出现风险。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原则问题，符合所有的规定，只是程序上有一点难度，找一个朋友说一下就解决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大量的发生。

　　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体系这个软的基础设施，还是不完善的，但是你要想把它一天之内就会有一个完善的软的制度体系，那是不可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发展呢？那就需要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他愿意帮助你来解决这样的困难，当几个制度打架的时候，他出来做了一个安排，然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是给所有的企业解决吗？不是，因为要给所有的企业解决，其实就是已经改善了普惠的制度环境，那要求很多的部门协作和合作。所以通常是一事一议，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帮你解决，那个企业遇到问题的时候，又帮另外一个企业解决。但是这种一事一议的情况对他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实际上是违背了某一些书面上的规定。为什么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呢？如果他没有激励，他会来承担这样的风险吗？可能不一定。那么这个激励来自于哪呢？我觉得可以来自多方面，一个方面对它的GDP的考核，当他帮了这些企业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好了，他的经济考核就会好看一点，他的升迁就会更容易。

　　另外有的时候，真是出于一种我有情怀，我有要把当地某一个产业给做起来，但是即使这样子，也是有它的好恶，他会选择帮某个产业，不帮另外一个产业，我跟另外一个地方政府说的时候，说人人都有好恶。那就不是普惠的，是针对某些企业提供的帮助。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特惠模式，我们认为在中国特惠模式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只是讲故事，只是讲到底地方政府在做什么，除了建铁路、港口等之外，他们有时候也会来改善制度的基础设施，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它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来为企业提供特惠，这种特惠的动机来自于多个方面，来自于GDP的考核，来自于情怀，也有的时候来自于不是很正当的激励。

　　那么这样一种制度，这样的一种安排，其实有很多含义，比如说当你把它的这种主动性，可以一个案例一个案例解决的能力拿掉了，把它限制掉了，它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当你把激励拿掉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我们和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其他国家都要求我们所有事要按照规矩来做，不要有特例，不要有特惠，如果这些规矩是互相打架的一些规矩，所有都是按规矩来做的，那么我们经济还能发展吗？同时这个又不是很公平，如果说我给某一些企业提供特惠，没有给另外一些企业提供特惠，就有不公平。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情况下，我觉得要研究经济发展，我们的起点是制度的基础设施不是很好的时候，短期内又没有办法来改善它的时候，我们就面临这样的艰难选择。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我们有时候做不到（第一best，我们只能做（第二best，第二best的意思就不是完美的。经常有人说我要完美，当我们追求完美的时候，就可能丧失了第二best的机会，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是向老师汇报我的研究体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