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到六点主题为“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的分会场学术研讨会在苏世民书院B106教室举行。

乔依德从货币的视角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介绍了货币制度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信用法币形成的本质和作用，回顾了中央银行出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乔依德论证了有政府信用背书的中央银行优于私人银行，央行发行货币，由政府调整，同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总之，他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能影响经济运行，这是政府发挥作用的突出的例子。

丁浩员等四位学者发现当非房企和非金融机构的上市企业购买土地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股票价格显著下降。无论是事件分析法和还是以2013年习近平同志的反腐败运动作为外生实验分析，他们都得到了上诉结论。他们认为政治关联与股价的负向关系来源于市场对这些企业经营情况的担心。

李戎等学者把往年的部长换届作为外生冲击来研究政府支出乘数。他们发现部长换届后，部长家乡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当地实际有效税率没有发生改变，支出乘数大约在3.88，外溢效应不显著。在此过程中，私营企业倾向于通过调整劳动力而不是通过调整投资来应对这种需求冲击，获得了更大的好处。

欧阳敏和合作者发现了官员腐败为企业融资提供了另类担保。由于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官员掌握企业的信用记录，能够敦促企业家还债，促使企业家努力工作选择高回报项目，因此腐败对经济发展有帮助。习近平反腐运动开展后，官员不敢继续通过腐败来提供担保，导致银行的坏账率上升，而且以实物资产和股票资产为担保的借债增加。

姚东旻和合作者分析了主官更替后省级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原因和方式。首先他们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的不连续性，分为两大类：渐进主义和间断平衡，不同类别的支出性质不同。其次，他们发现各省的主管省委书记和省长任期长短对于间断平衡型支出影响最大。主官调整经济建设支出结构目的是为了让本省的经济建设趋向全国均值。

陈永杰和合作者用案例来研究开发区的治理以及政府和企业管理权利之争。第一个案例是海南洋浦开发区，政府负责行政管理，企业承担开发经营，但由于双方目标利益不一致，导致开发区引资失败，最终海南政府重组开发经营主体，抓住招商引资主动权。第二个案例围绕苏州市政府和新加坡政府之间经营目标和权利冲突。苏州市政府全力打造苏州高新区，结果新加坡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在吸引外资等各方面竞争中落于下风，最终中新双方重新达成股本转让协议，以苏州市政府为主导进行基建和开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黄张凯副教授为各位嘉宾的发言做了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