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本文为刘元春教授的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定。】

刘元春：

首先祝贺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主办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年会，借首届年会，我想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研究什么，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状况，政府与市场研究的重点应该聚焦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里面我们所关注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大国崛起，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这个事实案例，因此引起的一个很值得人思索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学派的崛起。这十年来从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到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学界都在呼吁。这个呼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在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成功，中国会在赶超中间进行崛起？那么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术界不是一个新问题。

再早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派，然后到我们的结构主义，然后再到制度经济学，以及再到这几年，由（阿森墨）和（grf）创办的新政治经济学，已经把这个主题非常凸显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凸显的过程中间，我们始终营造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在传统所设定这样一些理论范式和关注的焦点，可能与中国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可能要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从传统的简单一个落后的国家，向现代化进展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也不是简单的从封闭向开放的进程，也不是遵循过去我们先发国家早期工业化的一种模式。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用增长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现在我们这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新的成果，在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的不足。那么这个不足很重要的第一个所体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标准经济学里面所设定的最理想的这种资源配置的范式，与我们资源配置的范式不太一致。而这个不一致，与我们传统的常识还相违背，这个违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在一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上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增长。包容性增长制度的一种结合，但是这样一种解释我们都会看到，很难解释我们所实现的一些新的蓝图，也很难解释我们这种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这种广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所争论的社会主义市场之间的兼容问题，曾经一度在理论上得出来的是完全否定的答案，但是在这40年里，我们看到它已经给出理论上的一个否定答案，这是我们要思索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市场它所产生的过程，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完全不一样，我们并不是遵循简单的市场失灵，引发我们的政府干预，这样的一种市场与政府的二分化。过去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政府是市场之母，我们恰恰是在政府这样一种主导下面，不断的创立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断的通过开放和改革，来形成相对竞争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制度，还有市场体系。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并行和替代，不是像西方国家先是有市场，然后是主权国家，先是有第三阶层，与民主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三角斗争，而是在这种政府主导下逐步建立的。说政府是市场之母，像父母一样，慢慢的建立和呵护它，这样一种模式和简单的发展经济学，和传统的历史学派，与现在的新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这种历史过程，和这种主从关系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政府在不断创造市场的过程中间，我们的培育之手，抚养之手，如何向服务之首进行转变，而不至于转变为掠夺、管制和控制之手……特别是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它的这种威权体系，向这种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转型，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英语）教授所研究的这样一种组合。我们会看到在当下我们的政府，在民主集权的过程中间，他非常强调人民导向性，非常强调要对利益集团的这种利益的打击，因此我们就会看到的我们这种政治体系，我们的这种制度安排，在对于这种可持续增长的这样一种关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不是像现有的理论所简单的依循，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目前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所设定的目标更为广阔，更为持续。这个广阔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实施无战争的这种大国崛起，因此我们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共同富裕，我们期望的是在超越目前很多国家所出现的民粹主义，来跨越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政府主导下，实现这种大创新，要破解李约瑟之谜。要实行这种无危机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来跨越明斯基的这种时刻。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目前的政策指向和我们制度体系的设计，直接针对着我们在主流经济学里面，所提出的很多难以逾越的一些困难和障碍，因此我们就会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说中国模式是不是在这40年里面，已经展现出它完全的本来面目，还是说中国模式只是上半程刚刚开始？马上就会引起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当一种模式，一种实践，还没有完全呈现它的面目，而我们又要急于去进行完全的理论总结和理论诠释。理论能够成功吗？也就是说大象只露出一个头，非要把它的屁股描绘出来，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我经常讲，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我们在典型事实，局部规律的这种研究，以及未来前瞻性问题导向的这种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马上就要上升到主义，上升到范式，上升到体系，那我觉得过度的理论化，范式化、主义化，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这种实践导向，经验导向这样一种创新。老给我们的同行要泼一个冷水，我们也许不要太着急，不着急，那么我们应当关注什么问题？我们应当关注过去40年我们的典型事实，关注我们过去40年里面与传统理论范式不一致的这种典型事实，然后总结出一些新的规律，而不一定要开宗立派，要在少林派旁边立一个武当派，大可不必。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下一步的事情来思考，我们依然要问题导向，前瞻性的思考，中国所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下一步的政策举措，政府与市场这样的定位，所以我老思考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新一轮这种技术创新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很重要，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新技术，特别是IT技术，导致了规模递增，边际成本为零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已经使传统的公共品概念已经大幅度的进行放大。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种全球竞争条件下，以往以民主国家为界限的这种竞争理论，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国内的市场结构和国际市场结构的这种对比，使我们对市场结构的认识发生重要的变化。第三个就是在世界格局里面，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大变局的这样一种世界格局下面，世界市场却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完美的政府体系，也就是说世界治理的这种缺失，导致了民主国家的国家定位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对于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市场结构，政府的能力，政府的掌控模式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性的一些创新。

我想结合中国当下的一些政策选择和政策构建，我们理论上和理论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在这里面提供新思维、新战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总结40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所提供的这种精彩的案例，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中国这样的一头大象它的全身和可能的全身，未来可能显现的这种雄伟的轮廓，再进一步的把握一些前瞻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更精彩。我的发言到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