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最大的特色，民营企业是浙江的品牌，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八八战略”实施十五年以来，全省生产总值平均三年跃迁一个层次，民营企业在所有制结构当中占据90%，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了资源要素瓶颈的制约、互联网技术的强烈冲击，解决新问题、新矛盾迫在眉睫。培育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加快浙江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4月27日下午，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浙江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之高端访谈“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与浙江实践”在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举行。参加访谈的嘉宾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史晋川，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普华集团董事长曹国雄以及浙江财经大学金戈教授。高端访谈由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黄文礼博士主持。

四位嘉宾围绕浙江民营企业的历史与传承、新时代背景下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如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与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等话题，深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与其解决路径。

话题一：浙江民营企业的历史与传承

问1：迄今为止，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令人瞩目的实践和成绩？过去的实践对于今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哪些启发？

史晋川指出，民营经济对浙江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40年当中的贡献非常大。浙江能够从“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从农业经济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而现在正在走向后工业化社会，浙江的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历任省委省政府对百姓这种创业创新精神的理解、鼓励和支持，特别是2002年之后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明确提出浙江经济的“八八战略”，民营经济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问2：能否从财政的角度，谈下浙江省各级政府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做了哪些重要的探索和实践以及在未来发展中您的建议？

金戈认为，浙江省的财政是全国各省财政的一个典范，相对于其他各级政府而言，为了给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好的公平环境，浙江省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义乌作为浙江省财政的典范，其2018小商品贸易额高达4千多亿，而财政收入约153亿，仅占当地GDP的12%左右，以此来看，要想做好公共财政藏富于民，政府就要做到不与民争利。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简化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手续，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这次改革将会深化社会分工，并且这种影响将会是长期的、持续的并且备受市场瞩目的。

问3：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在如今技术革命和产业变化迅速的环境下，表现十分优异，这得益于浙江省近年来坚定不移地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那么在这之前，浙江的民营经济面临的营商环境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呢？企业身处的环境是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的？

兰建平表示，在技术迭代越来越快的背景条件下，企业被重新定义。这一切得益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赋能行动。浙江省在本世纪初实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十五大提出这一概念，到今年人代会报告提出的“智能+”，深究其轨迹，便是电子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狭义的）、网络化时代再到智能化时代，而自始至终不变的是“工业”和“制造”。浙江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目前浙江工业企业的规模庞大，且这些中小企业致力于生产、制造与创造。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得益于工业化的不断升级与贯彻，今天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亦是如此。且这一路径至少未来20年不会改变，浙江将在新经济科技革命过程中引领新一轮的发展。

问4：浙江诞生了许多诸如阿里巴巴、大华、海康威视、聚光科技等知名企业，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浙江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们是否有他们的共同之处呢？是否可以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路径？

曹国雄认为，浙江优秀的明星企业家们具备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企业家们都非常勤奋，他们的工作不是“996”，更多的可能是“117”，非常的勤奋。二是自驱力强，因为在整个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变化，这其实不是一个光靠勤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到达一定高度之后，还需要给予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三是择机能力较强，大多数浙江的企业家们都善于把握资本市场的机会。四是浙江的企业家们创新能力较强，有情怀。

话题二：新时代背景下浙江民营经济发展

问1：从1949-2019年的70年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繁荣与发展所受抑制的轨迹，基本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妥善与否的反映，以及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处置妥当与否的反映。那么在新时代下浙江乃至全国，民企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否有所转变呢？

史晋川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要素在这些旧制度下不能在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后，虽然很多方面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二元经济体制结构，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改革仍然留下了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的分立，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部门间要素的流动是非常不充分和完全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打破新二元经济结构，让国企和民企有同等的权利、平等的地位，让它们的要素能够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比较自由、充分、对等地流动。这样，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甚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问2：浙江省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在拥有良好的信息经济产业基础、服务体系和发展生态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浙江民营经济如何“通过产业的数字化、数字的产业化”提升产业层次、促进高质量发展？

兰建平认为，数字经济在产业中的意义是任何一个产业只有找到数学的方式加以评估的时候，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浙江省实践的角度来看，浙江省作为终端消费品大省，实现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落地，重点在“+”上。无论是“标准化+”、“互联网+”、“机器人+”、“大数据+”，着力点都在+上，且归根于发展。浙江目前正在打造数字科创的中心、大湾区、城西科创大走廊等，走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列。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省对三大产业的空间和内容进行了很好的协调，要透过数据表面看清本质。

问3：在新时代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应如何走好资本市场之路？

曹国雄认为，目前浙江民营企业要走好创新创业之路，走向资本市场，应把握以下三点：第一，要正初心。企业要了解上市的初心是什么，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要借助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自我。第二，要了解资本市场。企业在资本市场中面临很多的选择，企业要知道哪一个选择才是最适合的，只有了解资本市场的规则，才能更好的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第三，企业最根本的还是要固本强身，不能为了急于走上资本市场而忘了自身的发展。在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企业只有自己先跑起来，等到资本市场的车开过来的时候，才可以跳上去。

问4：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了促进民营企业或者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怎么做？

金戈指出，当前在国民经济的探索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承担较多风险并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一，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发展提升自身竞争力；第二；激发创新精神，鼓励每个人沿着自己的不同方向发展；第三；构建信任度。政府要建立与市民间的信任度，进而推进公众间信任桥梁的搭建。

话题三：如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以及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

问1：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优势，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比近1/4，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为什么浙江能够诞生这样一大批领先的民营企业？浙江的民营企业，尤其是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来源有哪些？

史晋川认为，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浙江的本身的自然资源的禀赋和百姓人力资源的禀赋。第二，浙江的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眼光放到百姓的身上，依托自己百姓发展经济。第三，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和所处时代的市场需求比较一致。第四，浙江民营企业家具有很强的市场敏感度，无论是工业技术还是商业模式等等，只要能够很好的开拓市场，就会非常快的采用。到目前为止浙江民营企业，经历了办有形市场和网上市场的两个阶段。往后的阶段中，要把浙江市场开拓的意识，商业模式的创新意识，移植到技术创新上。这对浙江未来的经济发展，包括实体经济和浙江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问2：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步入新时代，在数字经济大背景下，浙江有哪些拓宽民营企业投融资渠道的成功实践？

兰建平认为，今年一季度省委提出了融资畅通工程。其中浙江省农信社与网商银行是很好的案例。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可以从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入手。就融资服务如何真正地为一批想创业者、能创业者提供优良的融资环境的问题，“融资310”工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310工程”是指3分钟申请，1分钟放贷，0人工干预。基于当今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背景，融资渠道的拓宽越来越体现大数据支撑。融资难、融资贵的破解可以从这一方面着手找到浙江路径，而浙江路径可以为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提供一个样本。

问3：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在新经济的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如何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曹国雄认为，一方面，从融资渠道来看，需要拓宽融资途径，使融资更便捷，除了银行之外还可以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获得。另一方面，从企业自身来看，作为市场主体，在当前发展趋势中，银行不愿意贷款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落后了，因此企业应该专注于把自身做的更强，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在坚守主业的前提下多做一些创新。

最后，本场访谈特别设计了提问环节，四位嘉宾与现场观众围绕民营企业工业化的主体、当下电商领域初创公司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了互动讨论。

（通讯员：黄文礼 摄影：杨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