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在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期间，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就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创新驱动发展等问题接受了光明网记者的专访。

　　主持人：浙江在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了93席，连续20年蝉联全国第一，您认为浙江能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名片的原因是什么？

　　史晋川：浙江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过程当中产生、发展比较快，目前成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先，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前，或者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它得到的国家投资是非常少的。因为浙江当时地处对台对敌斗争前线，原来又是农业大省，中央当时给浙江的主要任务就是“种好田、捕好鱼、站好岗”。计划经济年代的这种定位，结果便是国家对浙江的投资相对比较少，因此浙江的国有经济相对来说不是很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说，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快，因为地方政府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国有经济比重不高，它就放手让老百姓去发展民营经济，所以发展比较快。

　　其次，跟浙江的历史人文传统有关。像“浙东学派”强调义利并重，义为先，利在后。这样的文化加上浙江人多地少，老百姓在土地上的刨食收入增加不是很快，所以浙江人外出经商，一直就有经商传统和商业基因，逐渐形成了浙商商帮和浙商文化。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人经商的传统就开始在环境条件允许情况下发挥作用，大量参与到农业劳动生产以外的领域。以义乌为例，义乌历史上有鸡毛换糖的故事，就是改革开放前，走街串巷用麦芽糖去换鸡毛。换来的鸡毛有两个用途，其中好的鸡毛做成各种各样的鸡毛掸子，作为日用生活品销售赚钱，另外差一些的鸡毛作为土地肥料，酸碱中和一下当地的土地。改革开放之后，当政策和环境允许了，义乌从事鸡毛换糖的商人就逐渐从行商变成坐商，大量坐商集聚起来就成了有规模的市场，既有综合性市场，也有专业市场。有规模的市场销售越来越多，就相应带动了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始的时候，义乌本地人从另外的地方买小商品到这个市场卖，后来变成本地人自己生产一些小商品来卖。这样的话，商业流通的商业资本就转化为产业资本，从流通领域到了生产领域，民营企业在制造业、工业上就开始发展起来。

　　再次，浙江的老百姓有经商的传统。过去浙江政府得到国家投资比较少，所以对老百姓比较放得开，从很早就开始默许、鼓励，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民营经济就迅速地起来了。

　　二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产品和产业结构跟中国老百姓的需求和市场结构非常匹配。浙江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就集中在工业当中的轻工业，产品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比如衬衫、领带、皮带、箱包、鞋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二十几年，当时的经济不太发达，老百姓处在温饱阶段，国家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现在则是在温饱基础上解决全民小康问题，甚至高水平小康问题，而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温饱问题靠什么解决？日用消费品工业正是可以满足改革开放的初中期中国老百姓的需求，浙江民营企业刚起来的时候，它所进入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产业结构跟中国老百姓的需求结构和市场结构非常匹配，这样的话它的发展就非常迅速，所以浙江连续这么多年进入民营企业500强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主持人：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史晋川：发展民营经济和发展实体经济这两者完完全全是不矛盾的，可以说他们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实际上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原来只是在制造业，在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转型升级，比如开始从事制造业前端的研发和设计，制造业后端的品牌和营销，民营经济在向价值链更高的两端做转型。但很显然，价值链两端涉及到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这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浙江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在做转型升级，在向价值链更高环节前进，它实际上做的事情也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做好的话，可以使我们实体经济不仅做得更大，而且做得更强。

　　主持人：我们现在讲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对浙江省的民营企业而言，在这方面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史晋川：我想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好，浙江的民营经济也好，对下一步的转型发展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刚才我们讲了，你原来是做制造，现在要做研发和设计，做品牌和营销，而像研发和设计会涉及到什么？技术、专利、商业秘密，而你要做品牌和营销也会涉及很多商标的保护和现代营销网络建立过程当中的商业秘密保护等。也就是说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东西就需要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就不敢在各方面去做创新，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浙江前些年的调查显示，尽管浙江的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方面总体上做得还不错，但是还很不尽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很多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都碰到侵权，这些大量的侵权又不能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去解决，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做创新的民营企业，一方面要承担创新失败的后果，另一方面即使他创新成功了，一旦碰到侵权，很大一部分他应该得到的利益会被别人无偿侵占。

　　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市场竞争不规范，就会降低民营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下一步要更好地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鼓励他去创新，这就要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的市场竞争来激励民营企业在更好的制度环境下去做创新发展。

　　第二个就是营商环境的优化。以金融为例，大量的小微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很难得到正规金融的支持。尽管这个问题在浙江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但是还是存在的，从全国层面看可能更加严重一点。

　　尽管浙江是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它的金融体系仍然是国有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从企业结构来看，民营经济很发达的地区，绝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而它面对的金融格局又是国有大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金融结构，所以就会出现双向的不对称。比如从国有大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的角度看，它面对的是一个民营的中、小、微企业组成的一个实体经济产业体系，国有大银行对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是不了解的。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解决，尤其是总书记所讲的要深化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如提高国有大银行服务效率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等，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很多的，除了像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包括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等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之外，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竞争的规范。

　　主持人：那么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现在是否有一些有效的措施，或者是出现了问题再去谈保护？

　　史晋川：知识产权保护的话现在不仅仅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从高速经济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中美贸易谈判，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原来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什么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呢？实际上跟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有关系。如果说A地的地方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严格，对假冒伪劣的打击非常严厉，对市场竞争的规范性要求非常高，它可能会担心这样做会不会逼一部分企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的话各地的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就有一个博弈，这样一种博弈的结果可能是非合作均衡，也就是说大家都不太愿意率先很严格地来保护知识产权。现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有所改善了，因为在国际大环境下，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下，整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越来越严格。而且国家也提出了把我们的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就是创新的成果必须要让创新者充分享受到，怎么享受？就需要制度，就是知识产权制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前些年的时候我讲了，浙江省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做创新的过程当中碰到的侵权问题很多，而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能够解决的比重很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企业就不太愿意去做创新了。还有一部分企业就去做生命周期很短的创新，比说产品的外包装改一改，三、四个月以后再改一改，而那种比较核心的产品设计跟技术创新就不太愿意做。

　　现在我觉得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说，一是出台法律，我们国家相对来说法律体系比较完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市场竞争的法律需要更加细致和完善；二是严格执法，现在更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和立法部门，在于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市场竞争的文件，以及执法部门执行相关法律的时候可能存在的打折扣和不彻底，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认识到。所以我想现在中央和国务院都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也有所改善，但是跟我们的发展要求相比，跟我们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战略要求相比，这个部分还应该加快，而关键是在地方政府。

　　主持人：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环境下，您觉得中小微企业该如何将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创新发展？

　　史晋川：浙江的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当中，像信息技术、互联网或者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像阿里巴巴就是浙江的，浙江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企业在信息经济的主导下，利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来进行创新，但是我们看到浙江的这些“互联网+”或者信息经济主导的创新，绝大部分都不是技术层面的创新，绝大部分都是用了别人现成的技术来做商业模式的创新。

　　以阿里巴巴为例，他的淘宝和天猫实际上采纳了亚马逊的技术，蚂蚁金服、移动支付实际上Ebay早就有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包括像腾讯的很多业务，之前推特和facebook都有了。浙江的企业现在大量的创新开始集中在商业模式的创新，实际上是用别人的新技术来做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是真正的技术创新还是很少的。这一点我觉得浙江应该向广东学习，杭州向深圳学习，像华为这些企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原创型的技术创新，不仅是5G技术，包括5G的硬件设备和5G的成套配套服务，是一个系列化的真正的原创创新。

　　所以整个国家包括浙江，都应该把各种各样的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既有最前沿的技术创新，也有最新颖的商业模式创新，也有一些好的商业组织方式和企业组织方式创新等。但是所有的这些企业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要有制度创新，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政策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