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运动，使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这是儒学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遭受的又一次猛烈冲击。在这种极左思潮的禁锢下，任何想客观看待孔子儒学的主张，都会被斥入尊孔派的队伍，而冠以一顶反动派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整个儒学思想领域变得噤若寒蝉。
在“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庞朴于1978年8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开始对孔子思想开展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工作。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敦康对此谈道：“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历史研究》,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这是文革结束后有学者第一次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给孔子儒学撰文平反，此文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篇文章中，庞朴为了肃清“四人帮”在批孔问题上造成的混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庞朴认为孔子是一位保守的思想家，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并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但是，孔子的政治学说既为新势力代表者所难以容许，也为旧制度把持者所不愿接受，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最终成为一套空想的理论。不过，孔子的思想中也包含某些颇有价值的部分，如关于“礼”和“仁”的学说。庞朴还对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等进行了分析评价。庞朴的这些客观评价告诉了大家一个真实的孔子，从而将“四人帮”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将孔子一贬再贬，直至成为十恶不赦的头号罪人形象予以揭破。“四人帮”假批孔的真面目被识破和批判后，先声既振，孔子儒学研究开始走上正常的学术道路。
继《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后，庞朴于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文章提出了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争于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庞朴之所以对中庸感兴趣，是因为庞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对斗争哲学有着深刻的体会，而斗争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一分为二，就是二分法。然而，社会发展光讲斗争哲学是不行的，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推翻旧社会的时候，更多地强调斗争，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建设一个社会，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再片面讲斗争就不行了。这时要讲的恰恰不是斗争而是统一，讲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中庸”。对此，庞朴曾道：“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更多的是讲斗争，建设社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统一，这是花了几十年工夫才找到的。文化大革命是斗争哲学的最大的表现，把一切问题彻底暴露了，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统一是重要的。”庞朴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儒学，还儒家中庸之道以本来面目，开辟了传统儒学研究的新局面。
“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与庞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谁也不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庞朴率先发其端的。
当然，“文化热”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即跟邓小平同志四个现代化国策的提出有关。现代化的对立面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曾认为：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现在我们国家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庞朴首先便碰到文化的概念问题。庞朴为此曾去拜访大文化家钱锺书先生。钱锺书说：“文化到底是什么？本来还清楚呢，你一问倒糊涂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怎样发展的？怎样衰败的？文化跟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没有人能形成任何一点非常肯定的表述。因为解放以来把文化完全赶走了。庞朴发现，中国大陆从1919至1949年这三十年间，关于文化、文化史、文化学的研究著作有一二百种，然而从1949至1979年这后三十年，却只有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略》一种，这种反差让人吓了一跳。
在庞朴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解放前的各种文化著作，许多是以文化史观为理论基础，解放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者的指导思想，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方面，于是文化部分在各种著作中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唯物史观指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指出了政治、文化不过是矗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于是，我们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而对于文化领域则缺少应有的重视。如民族战争，除了企图或反抗经济掠夺、政治奴役外，民族心理因素起什么作用，便很值得注意。农民革命，或用道教相号召，或用巫术打掩护，或用洋教作旗帜，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偶然因素。两晋亡于清谈，隋唐勃兴佛学，都不是政治、经济可以径直说清的。由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即将唯物史观只理解为经济史观或政治史观，所以造成文化领域研究工作的荒芜局面。今天，应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庞朴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
民族性是文化的首要属性
庞朴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的两个属性具有主次之分，民族性是文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属性。“我把民族性放在前边，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时代的。”庞朴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因为，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的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同一个民族的人们，由于共同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有了共同的文字和语言，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在如何处理人和人、人和集体、人和自己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成为文化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没有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化和他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他这个民族不需要这种文化了，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
文化的另一个属性叫时代性，就是说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评价事物的标准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行为、同一种状态，在过去会被认为是好的、美的，在新的时代里可能就被认为是错的、不美的。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事物向前发展了。更何况，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代也可能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当然，这也就提出一个问题：你必须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适应变化着的时代。
时代性与民族性为任一文化无不具有、不曾或缺的两种基本属性。这是因为，任何文化都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创造物，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表现。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由时代性展现的文化的时代内容，是变动不居的。由民族性展现的文化的民族内容则相对稳定。时代性内容中寓有不变的永恒性内容，因此文化才可以积累，使后一时代胜过前一时代；民族性内容中寓有普遍的人类性成分，因此，文化才可以传播，从这一民族传到那一民族。
然而，“文化热”到了1985、1986年以后，却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河殇》。《河殇》中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后来，王元化提出“新启蒙”，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过去的传统是一直处在蒙昧时代，现在要继续解决这个启蒙问题。因此，《河殇》和新启蒙，都是一种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即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把现代和传统绝对对立起来。然而，他们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很快便被历史给否定了。
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与五四时期人们的观点毫无二致，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只看到了文化的时代性，没有看到文化的民族性。自由主义者从文化一元进化观出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化，将时代性作为评价文化的唯一标准，所以他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他们将传统与现代化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彻底反传统。因此，庞朴提出了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的著名论断。
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就是因为他们在传统问题上没有区分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即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传统文化各种落后的存在，所以从文化进化理论看要想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一切传统。而如果能认识到两种传统的区别，就不会一味地误认传统为鲁迅说的“包小脚”、“吃鸦片烟”等，传统中还有如民族精神这样的文化传统，自己民族的精神怎能弃之如敝屐。
东方式的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当时文化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庞朴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东方式的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即以中华文化为本体，吸收融合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当然，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其中关键就在于如何转化自己的传统，而转化的前提又在于分析传统。
庞朴认为，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所以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一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首先便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它自己的传统在内。
从世界现代化过程的历史看，西方国家先有文艺复兴运动，后有产业革命。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过好几次走向现代化的尝试，但由于缺乏思想文化的准备，最后都没有取得成功。如洋务运动发生在维新思潮之前，辛亥革命又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因此，有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就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实行现代化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有人主张文化现代化就是全部照搬西方文化，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抛弃，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主张。譬如在香港，英国人统治一百多年，把西方文化一成不变地移植到香港，但西方文化根本无法改造和取代东方文化。这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外来文化只能补充而不能取代它。所以，中国要实现文化现代化，只能从中华文化出发，同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也就是说，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既不是完全对立，也不是两者调和，而是一种转换。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
虽然中华文化中也有特权主义、专制主义、门阀观念等消极落后的东西，但这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从此出发形成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不仅如此，正是因为中华文化中的这种人文精神，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弥补现代社会的精神空虚，足以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讨论的是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问题，而21世纪的今天，文化讨论的对象则成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大，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谁要是去抗拒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能够做的或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在文化的全球化中，如果一个民族保不住自己民族文化的话，那这个民族就会被全球化化掉。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何在？庞朴认为，首先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守住中国文化”，保住中国文化的根，守住中华民族的魂。“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种强势文化要吞并弱势文化的过程。这时候，弱势的文化，弱势的群体，弱势的民族，如果不能保住自己的文化，不能保住本土文化的话，那么你这个民族慢慢就会消亡，慢慢就会被吞掉了。如果做得好，既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全球化的优良东西，这样就成功了。”
对于如何守住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庞朴认为最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脑。电脑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工具。西方人发明了这种工具，本来以为中国人是很害怕这种工具的。因为西方是26个字母，这26个字母千变万化什么都有了。而中国的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有好几万汉字，你中国人怎么办？中国人居然找到了一种解决汉字输入的最好方式。我们出现了中国的计算机平台，中国的字库，中国的输入法，最后完全可以接纳电脑这个全球化中的好东西，而且成就完全不比英文或别的语种差。这就是说，在全球化面前一定要有一个保住本民族文化的思想，而且有相应的做法。这样，在全球化大潮中我们就能挺立住我们的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球多元化文化中的平等的一员。
探寻中华文化密码，普及中国传统文化
1989年以后，文化研究中的激进势头止住了，“文化热”开始退潮，一些仍然关心中国文化的人则退回书斋，90年代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
进入90年代后，庞朴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
其实，庞朴倡导“一分为三”，偏好方法论的研究，早在1952－1954年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便已开始。1956年发表的《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便是最早的成果。十年动乱期间，庞朴深感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历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在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1984年，《儒家辩证法研究》出版问世。书中从辩证思想角度对仁义等的解说，对儒家“一分为三”方法的揭示和分析，都以其敏锐而平实的学风，博得海内外学者赞誉。
庞朴在《“中庸”平议》之后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由此，庞朴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圆融”。人类主观世界里的根本分歧，是在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之间。
当前，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改革与稳定、自由和秩序、发展与公正的关系，消除分化，缩小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在庞朴看来，说到底，还是一个二分抑或三分的问题，是用斗争哲学，还是用同一来化解对立的问题。“在我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执两用中’。一个中庸的、兼顾各方利益的、采纳各种长处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鉴于庞朴在孔子儒学研究及复兴传统文化中取得的巨大成就，2010年9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授予了庞朴当前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孔子文化奖”，以表彰他在该领域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该奖由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共同发起，为儒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奖项、文化部最高奖项之一。庞朴被“孔子文化奖”推选委员会评价为：能够用本民族的思想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学者。庞朴获此殊荣，可谓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庞朴在探寻中华文化密码、进行高深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时刻不忘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创建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弘扬，为此他不顾86岁高龄积极从事着《儒学小丛书100种》的主持工作。庞朴是读经长大的，对于这种经典教育，庞朴在今天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有些人从西方文化出发来反对我们读经，他们难道不知道西方人也读经啊！比如对古希腊的一些经典，他们就是在课堂里面解决的。我们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是很奇怪的，他们对一些事实视而不见。”所以庞朴希望儿童能够适当读些经典，并针对儒学普及读物缺乏的现状，提出编撰《儒学小丛书》的学术计划。
2013年6月8日，《儒学小丛书100种》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举行。上午9时许，一年多未出席各种活动的庞朴乘坐轮椅来到会场，陈来、葛剑雄、李中华、周桂钿、杨国荣等应邀出席的当今学界一流的学者纷纷趋前问候。论证会上，专家学者们都充分肯定了这一项目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同时也对这一项目如何由高深的学术研究变为生动活泼的大众读物，即如何“深入浅出”表示压力很大。新时代以来，人们又重拾儒学，重视儒学对人们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但是它的普及工作却是面临重重困难。自古以来的博学鸿儒，因种种原因，都有偏爱高深的理论研究，而轻视儒学普及工作的传统。尽管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经典的古代蒙学教材，但与汗牛充栋的儒家经典学术著作相比，可以说是少得可怜，完全不成比例。古代儒学之所以普及的广泛而深入，就是因为传统儒学是博雅与通识兼顾而尤其重视会通。有鉴于此，庞朴号召专家学者们一起完成这项重要的普及工程，以让人们能够从中了解儒学的精髓，获得安身立命的真谛。
庞朴主持的《儒学小丛书100种》项目，并不仅仅是通过让学界研究儒学的一流专家来撰写通俗易懂的儒学读物，使用通俗化、知识化、潜移默化的形式普及儒学的基本知识，制作出通俗易懂且具有高学术水准的普及性读物，其中更是蕴含了庞朴毕生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一分为三”，既要有对儒学的深刻理解，又要有通俗化的表达，既要有对学术的高深研究，又要有建设现代文化的经世情怀，而这恰恰是庞朴那个“三”。总之，《儒学小丛书100种》项目的启动，标志着儒学民间普及工作的重要开展，它让儒学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符合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