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葵

　　日前，当被问道“对隐瞒湖北地区接触史、隐瞒发热等症状，不回避反而主动与周边人群接触，可能会造成疫情传播的行为，如何处置”时，北京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回应称，该情况重则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全民动员防控疫情的当下，依然有一些人刻意隐瞒湖北接触史，有些还造成了严重的感染扩散。那么，隐瞒的原因何在？

　　以“盲目乐观”为特点的严重认知偏差应该是原因所在，即认为坏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可能性小，而好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可能性大。

　　这种偏差往往常见，比如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大多数人也会认为离婚、丧偶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大多数烟民尽管知道吸烟对健康不利，但还是会坚持抽烟。

　　针对性研究发现，这些人坚守的的认知是：抽烟可能对大多数人危险，但我确是例外与此类似，这个晋江青年的内心戏一定是：虽然有武汉接触史的人存在感染新型肺炎的可能性，但我应该是例外吧。大概率的存在侥幸是他们的心智模式核心。

　　显然，为了应对此种思维模式，有必要让大众知道更多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从而尽可能地消除他们的侥幸心理。

　　目前大部分的疫情信息表明病死案列多为40岁以上，以及存在一些基础疾病的个体。恰是这类消息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某些人的侥幸心理，特别是那些自以为身体倍棒，与疫病绝缘人群。网上不少非议现有管控举措，拒绝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的，也有相当数量是符合此类特征。

　　在一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恐惧和无奈。四川雅安天全的69岁的老人侯某，因“反复咳嗽、咳痰伴心累、急促”症状就医。在医务人员的反复追问下，侯某矢口否认途径武汉汉口的事实，致使30多位医护人员成为密切接触者。

　　让我们先复一下盘，一再否认，表明侯某已经基本自我确认患有新型肺炎。他面临的心理障碍可能更多的是对自己或者家人被隔离的恐惧。也许在他的认知里，被隔离就意味着被放弃或者不重视，在信息获取信息匮乏的当下，他会不自觉地更多的自我暗示，结果出于对此的大恐惧，他坚持否认自己的接触史。

　　为此，宣传方面也有更多的优化余地。比如，需要寻求更有效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触达受众人群，让他们了解隔离并不可怕，不仅对社会有益，更对自己和家人有益。只有这样，才能打消类似的恐惧。特别是面对侯某这样年纪比较大且认知可能存在局限性的患者，更需要站在他的角度，采取适当的方式告知他们充分有用的信息，在打消顾虑的同时鼓励他们采取更有益的行动，消除隐瞒对自己疾病治疗和家人健康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