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由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主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协办的第七期钱学森论坛深度会议暨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原国防大学副政委李殿仁

　　会上，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表示，钱学森身陷囹圄初心不改，冲破阻碍艰难归国。当前，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学习和纪念钱学森归国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钱学森不止是一位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更是在工程、技术、科学到哲学的层次上，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的研究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学习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会深刻的领悟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不灭，永放光芒。

　　很高兴出席纪念钱学森归国65周年座谈会，钱学森是我特别尊敬的科学家，他除了拥有广博的学识、严谨治学的态度、求实创新的精神之外，还怀有赤子之心，深陷囹圄不改初心，冲破重重阻碍，归国报效祖国。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愈演愈烈之际，我们纪念钱学森归国，更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以“人民科学家”精神甘于奉献。从钱学森光辉灿烂的科学人生中，我们可以重温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炽热情怀。

　　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期间，就通过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及其开展的进步活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洗礼，引发了自身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关注和思考。1935年，钱学森怀着“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中国人争气，为祖国争光”的远大理想赴美留学。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定的爱国情怀、家国梦想作支撑，钱学森硕士毕业后即深感“一名技术科学家对于祖国的帮助远大于一名工程师”，针对振兴祖国航空工业的现实需要，从航空工程转向航空理论研究。　　当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先后辞去各种重要职务，毅然决定回国服务。在回国受阻期间，钱学森这位在万里之外的海外赤子，孤身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反动势力，不仅没有屈服，而且表现出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国家力量打压面前毫不畏惧、有理有节的大气魄、大智慧，充分体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慨和义无反顾的赤子豪情。1959年11月12日，钱学森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看来，成为一名党员代表着自己真正融入了广大劳动人民。钱学森将一生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之中。

　　以“三维科学家”精神开拓创新。通常在人们的认识当中都认为钱学森是力学家，中国导弹、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但从钱学森全部科学成就与贡献来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工程、技术、科学到哲学的不同层次上，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尤其是钱学森在科研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思考和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钱学森建立系统科学体系有一个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系统科学是从系统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他能提出这样一个科学技术体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面宽，他曾说过：“我打通这些科学技术部门，就得益于从哲学层面打通的，哲学是站在最高层的。它居高临下，看得清楚。”

　　从钱学森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可以看出，他不仅有学科和领域的深度，又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还有跨层次的高度，这个高度更能反映出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智慧，以及综合集成的大成智慧。如果把深度、广度和高度看成三维结构的话，钱学森就是一位“三维科学家”。我们现在的科技专家大部分是“一维”的，“二维”的，能称得上“三维”的是极少的，所以钱老是一位科学大师、科学泰斗。但这不能说钱学森是万能科学家，万能科学家是没有的。但是像他这种能做到跨学科、跨领域，还能跨越到哲学层次的科学家，非常难得。我们一直为“钱学森之问”苦苦思考，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结构，对于科学、技术直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相应地，按照这种观念去培养造就人才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战略科学家”精神报国图强。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在“两弹一星”工程研制过程中，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卓越智慧和远见卓识，带领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攻破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解决了一大批关键技术难题，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创了举世瞩目的航天事业；他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富于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进入晚年，钱学森从国防科研战线技术领导人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他退而不休、老而弥坚，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关乎国家长远发展、长治久安的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试图找到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国家和人民继续贡献自己的光和热。1979年，钱学森发表《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一文。这是钱学森将系统工程从工程系统工程上升为社会系统工程、从工程管理上升为国家管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指向，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思想助力，与党中央治国理政强调系统思维、统筹规划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度契合。钱学森自改革开放伊始即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思考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在晚年，他在理论层面对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他提出，要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讲究决策的科学化、强调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问题等前瞻性观点，直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现在，中美关系面临着建交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美国从贸易、科技、外交等各方面向中国极限施压。从科技方面对中国“釜底抽薪”，虽然短时期来看，我们面临巨大困境，但是用《孙子兵法》中“杂于利害”的思想去考虑，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朋友帮助你发展，而对手可以逼你强大！”这肯定会激励我们科技上的自主创新。今天，我们重温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会深刻领悟到“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光明网记者蔡琳、张梦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