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我国确立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强调财税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因此，“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财税政策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4月24日下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浙江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的第一场高端访谈顺利举行。本场访谈以“双循环发展与财税政策”为主题。参加访谈的嘉宾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浙江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顾国达，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付文林，龙湖集团浙江公司副总经理沈强。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高琳担任主持。

　　五位嘉宾围绕“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宏观体制改革”“财税政策对促进内需的作用”“数字贸易如何促进双循环” “财税政策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作用”以及“双循环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机遇及趋势”等五个话题，探讨财税政策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作用路径。

　　话题一：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我们国家在宏观层面的体制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

　　迟福林认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进入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和美国展开全面战略性竞争，实行双循环确实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他认为应重点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制度性开放需要实质性破题。因为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存在明显滞后，他以粤港澳大湾区实行两套公共卫生服务体制为例进行了说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尽快形成一些国际认可的规则和标准，这对于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把握全球治理的主动权十分重要。国家应以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

　　二是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即宏观政策调整。长期的投资拉动形成一系列结构性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但如何适应14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尤其服务性消费的需求？比如说大家普遍关注的蚂蚁金服，固然这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什么时候出台了关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标准？他认为政府监管转型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以财税、金融、政府监管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调整，已成为结构性改革突出矛盾。

　　三是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大力发展各类民营企业，还需要大量的青年人创新创业，而且在创新创业中青年人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中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低，大约为30%，未来10-15年，中等收入群体能不能提高到50%-60%，如何调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一是富人们要能够在严格的税收标准下依法纳税，不成为一个逃税主体；二是多方面进行调整。要创造一个环境，让青年人、让再就业的人、让勇于创新的人、让更多的农民工掌握技能，形成更多的收入，同时，征税等管理要跟得上，这样才能为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话题二：内需是“双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而财税政策是影响内需的重要因素，为扩大内需，财税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张斌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是一直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包括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两个方面。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以大规模基建投资为代表的支出政策，驱动了以高铁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设施的升级，对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从结构性减税逐步过渡到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边际调整的增量更多放在减税降费上，尤其是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疫情之后相关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是以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措施，既是以“稳增长”为目标的需求管理政策，同时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与创新创业等相关政策配合，发挥了焕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扩大消费，需要在总体税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税制改革增强税负分配的公平性，加上转移支付工具，充分好财税政策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提高边际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

　　张斌认为，财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与人力资本积累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的公共支出水平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在初次分配阶段，通过为各类市场主体塑造公平竞争的税收制度和非歧视性的财政支出（如政府采购、补贴等）制度，减少对初次分配，尤其是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的扭曲。三是再分配阶段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的收入分配政策。四是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捐赠和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政策。上述政策在发挥好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同时也能起到扩大消费，促进“双循环”发展的作用。

　　话题三：浙江近几年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那么，数字贸易如何促进“双循环”？

　　顾国达认为，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科技创新的变革，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相融合，产生了很多新的形态、结构，产生很多新经济增长点，所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以后一个重要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产业化，像芯片、软件这些产业的发展；二是产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不断地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三是政府或者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四是外向型的数字贸易，即数字化投资。

　　顾国达指出，国内大循环是让老百姓更多的消费，通过国内大循环为经济增长提供市场与动力。数字贸易相当一部分改变了产业形态，促进了生产发展，必定会提高老百姓收入。同时数字贸易里面相当一部分就是跨境电商，通过数字化的平台、跨境电商等形式，国内老百姓能够更好地消费国外的产品，可以提高老百姓福利。他还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多发，双循环策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国家从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加入RCEP，同中欧的投资协定，参与了CPTPP的谈判等。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平台有助于国内外商品、服务，包括数据产品有更顺畅的流动。当前，国内的数字贸易处在迅猛发展中，数字贸易的内涵在不断明确，但数字贸易的边界还是在不断扩张，数字经济会成为今后相当重要的热点。

　　话题四：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一直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双循环”提出来之后为中国产业链的攀升提供契机和新的发展思路，财税政策如何发力帮助产业链价值攀升？

　　付文林指出，中国产业链的发展需增加服务消费。中国服务消费需求还停留在传统体验式消费，要想把中国服务消费占比提高到美国这么高的比重还有非常大的障碍。他认为除了增加收入、消费结构升级外，更重要的是增加供给，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消费性服务业，我国的供给能力或者服务产品本身的创新还不足，政府应该通过财税政策等手段激励年轻人大胆创新。

　　第二个方面，任何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链培育，还需要统一市场建设。因此，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顺应“双循环”统一市场建设。当前主要靠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来进行地区间再分配，但这会带来激励问题，很容易养懒汉。如何通过税收收入分配本身的改革，包括直接税的分配和间接税的分配适应统一市场建设，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发挥不同地区的积极性，让每个人都能切实提高可支配收入，能够让“双循环”更好畅通起来，循环起来。

　　第三个方面，虽然国家已经在强调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但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哪类群体？如果要看真正对消费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恐怕还是要靠年轻人。因此，在收入调整中要有一些制度性安排，创造一些高质量的就业，特别是培养年轻人的技能，增加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再辅之以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政策。

　　话题五：在“双循环”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究竟有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同时房地产市场本身如何去更好服务于“双循环”？

　　沈强认为，房地产行业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政策干预比较多，例如，各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直接限价。当然，政府干预对企业其实也有好处，因为行业发展越猛，涨得越快，往往随之而来的是衰退也快。当政府调控之后，每个企业内部会做很多变化，包括组织结构的更迭、新增长业务的转换等。房地产行业主要是内循环，外循环主要是涉及一些对境外原材料的采购。

　　在国家整体政策环境短期不会调整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2020年数据显示，TOP100占到整个新房交易量的67.5%，TOP50的企业占到85%。房地产行业虽然是资本密集型，但进入门槛其实不高，经过接近20年的发展，开发类业务越来越往头部企业集中。但是，二是房地产正慢慢从增量市场转换到存量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和机会，资本市场已经比较明确地看到这个趋势，所以贝壳的PE比房地产企业的PE要高很多。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应逐步从交易类业务转型做增值服务。一是商业增值服务，空间服务；二是写字楼和产业园的运营；三是物业板块的运营管理；四是内部的资源整合以及提供物业增值服务，包括简单的基本医疗、养老的基本保障、数字化平台等。沈总认为，房地产行业开发类业务可能慢慢接近制造业，企业在组织管理上会摒弃之前的开放式管理，慢慢向制造业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各种数字化、系统化来提升管理效率。整个行业的转型基本上会往存量经营方向转型。

　　（通讯员：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