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闵刚侯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这封保存完好、色彩鲜艳、字迹清晰的任命通知书现陈列在中国法院博物馆。

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闵刚侯的任命通知书

中国法院博物馆藏

1949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任命通知书，闵刚侯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唯一的一任秘书长。

为工人伸张正义

闵刚侯，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北蔡镇人。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次年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主攻法学。1937年前往上海从事律师业务。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华东执行部委员。

从事律师业务以来，闵刚侯利用职业身份积极参与革命工作。

闵刚侯

1945年10月，《民主》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民主》周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治路线与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政策。

《民主》周刊

据当年《民主》周刊的发行人王丰年回忆，闵刚侯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法律顾问。

1947年2月，上海爆发“二九” 惨案，闵刚侯与沈钧儒、史良等十位知名律师组成“二九”惨案律师团，为上海工人伸张正义。在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一场风波中，闵刚侯作为全权代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了许多难题。

“能作小诗，亦清俊可亲”。闵刚侯曾针对蒋介石政权抓壮丁、发动内战的行径，写下了“里巷纷纷说拉夫，新婚垂老尽惊呼。可怜日暮充前敌，同室操戈痛切肤”的诗作。工作之余，闵刚侯经常发表进步文章，还曾亲自到浙江余杭县搜求清末档案，以编写杨乃武小白菜奇案实录。

巧联盟员送同志

1936年，闵刚侯与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女儿柏心慧结为夫妻。柏文蔚女婿的身份，在闵刚侯多次解救共产党员、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等革命工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干部速返东北开展工作，实现中共北上的战略部署。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东北人的榜样”的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由于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长期被国民党软禁在重庆。因此，安全护送高崇民回东北就成了当时党组织的一大任务。

通过精心部署，周恩来安排高崇民坐上美国新闻处包船，避开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的检查，逃出重庆、到达上海，暂时住在闵刚侯兄长闵祥麟家一周。随后，在闵刚侯和民盟成员金月石的协力安排下，高崇民扮成账房先生坐上了去辽宁营口的船。就这样，高崇民顺利抵达营口，最后辗转回到安东，担任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

智助同志送电台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闵刚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据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者徐淡庐回忆，1949年4月10日，当时组织给自己下达了立即动身前往汉口，并运送电台去长沙的紧急任务。没想到路遇问题，运送失败。为安全起见，任务完不成就必须马上返回上海，可长沙急需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

情急之下，徐淡庐想到了闵刚侯。尽管徐淡庐曾去过闵刚侯家，但没记住确切的地址，只记得闵刚侯的哥哥闵祥麟是协大祥绸布店的总经理。徐淡庐立即发电报给闵祥麟，嘱咐其将电报转给闵刚侯和柏心慧。

电报内容全用隐语：“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物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看到电报后，闵刚侯心领神会。在闵刚侯的帮助下，电台最终安全送往长沙。

在闵刚侯帮助下运送到长沙的电台

力劝陈铁举义旗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企图模仿曾国藩大练民团，在川、滇、黔三省成立编练新军司令部做垂死挣扎。1949年1月，曾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的陈铁受命在遵义成立了第八编练区并任司令，编练新兵，拟编下辖四个军、一个军士教导总队。

为解放贵州、解放西南，闵刚侯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成功策反陈铁举义旗。1949年11月28日，陈铁向全体官兵宣布通电起义。

暗借身份传密报

闵刚侯长期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领下，与沈钧儒等人共同发动群众，宣传抗战。

在重庆期间，闵刚侯负责救国会的日常工作，曾任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副所长、朝阳大学教授。其岳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柏文蔚每次到重庆参加会议，经常住到闵刚侯家里。平时，柏文蔚开会回来，总是带回大批带有“机密”“绝密”字样的会议文件，闵刚侯在征得柏文蔚同意后，将这些机密文件及时送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志手里。

当时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密切联系，闵刚侯获取的情报，有些也送达他的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申担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总理曾提议，将抗日战争期间提供情报的中国同志集中在一起，与罗申大使共进晚餐，闵刚侯便在受邀之列。

1941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成立，次年更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闵刚侯等18人参加了成立会。1945年闵刚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华东执行部委员。

同窗赠诗带身边

九大今中小野寺，诱和惯写怪文字。

我辈恨之彻骨深，学部虽殊心不异。

同窗健者来巴岷，聚谈同乐气訚訚。

可怜孺子号龙象，俯首附敌如犬驯。

流芳遗臭各千载，薰莸一器难同在。

今晨闻刺丁默邨，明朝定死周佛海。

侈谈南阙贵公卿，闻警何人最心惊。

防毒外衣兼面具，此公不便书其名。

1939年12月31日，曾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的一批同窗举行团年会。聚会上，郭沫若赋诗一首，事后书写下来赠与闵刚侯，闵刚侯在战乱中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首诗反映了1939年底抗战形势以及新出现的复杂局面，展现了在重庆聚集的一批抗日文化人的民族气节，表达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卖国求荣的汉奸进行了无情地鞭挞。

2017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闵刚侯子女将父亲长期精心保存的这幅作品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0月19日，闵刚侯等人被任命为委员，组成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

闵刚侯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司法部副部长，民盟第三届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闵刚侯作为中共地下党、民盟盟员一直活动于敌后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机构成员，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资料来源：中国法院博物馆、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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