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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唐文化在徽文化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在新时代的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李修松
徽州文化,简称徽文化,是历史上徽州人及旅外徽州人所创造的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一般都包含一两个省范围不同,徽文化仅仅是徽州一府六县小小的山区人民所创造的却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大精深的、且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这可以说是徽文化最显著的优势。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之所以形成这种优势的内在根源是,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汉唐文化在徽州的传承、融合,在徽文化形成过程中处于奠基的地位,在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流的作用。由此分析徽文化在新时代的意义,便显得更加重要。
一、汉唐文化在徽文化形成过程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
我们知道,汉唐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先秦时期积聚的文化力至汉代新的环境下全面释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唐代可谓达到顶峰,文化力也最强。从文化的动因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动荡、大变革所导致的夏商周三代发展而来的华夏文化与当时多元文化碰撞、振荡与融合、创新,经秦统一的短期整合,至汉代长期统一的作用,获得了大的升腾,成为两汉强盛的文化支撑。三国魏晋南北期时期大分裂、大战乱所导致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振荡与融合、创新,经隋代统一的短期整合,至唐代长期统一的作用,获得了大的升腾,成为盛唐发展的文化支撑。可以说,汉唐文化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浑厚博大,恢弘雄壮,活力四射,呈现非凡的精神气度。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呈下坡趋势,文化发展也受影响,宋代文化虽然出现相当程度的繁荣,但是总体趋于内敛保守,可谓筋骨渐弱,缺乏汉唐时代的精气神。虽然宋代以后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包含诸多优秀的因子,但是其创新与力量显然不及汉唐。总体来说,汉唐文化应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优秀的汉唐文化之所以能在徽州地区原真性地得到传承、融合,较少受到宋以后文化趋于内敛,走向保守的影响,是与汉唐之际一批又一批主要来自中原的世家大族成为当地社会主导力量,以及这里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分不开的。
一是与别的地方移民难以长久定居不同,早在宋以前大批迁入徽州地域的外地移民已在此世代定居。这是因为他们爱当地山川秀美宜居,社会安宁和谐,从而乐于定居。据对徽州族姓考证不完全统计,徽州的移民除在此为官后定居之类零星迁入者外,历史上三次移民迁入高潮有两次是在宋代以前。第一次于两晋“永嘉”之乱时迁入的有九个族姓,第二次于唐代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时迁入的有24个族姓,第二次比第三次宋代“靖康之乱”时来徽的15族姓还要多9个。随着这些族姓在安定环境下的快速繁衍,可以说宋以前的移民已奠定了这个区域移民社会的基础和文化环境。由于是举族迁入,从而渊源有自,传承有序,重视文化传统。他们聚族而居,维系原有的宗族及其礼俗,从而使他们所带来的汉唐文化得以本真传承。这是其他地方移民很难达到的。从别的山区来看,历史上每逢乱世,便往往成为农民起义者的据点,或成为匪盗之渊薮。即使有避乱者,又或因山野落后,也不过临时留居。至于其他地带,由于我国古代周期性的战乱,移民很难久居一地。例如江淮一带,如今的居民大多是明代以后迁居的,至于明代以前的移民,就很难考证了。再往南的福建、广东以及江西等地的移民,历史上大多经历多次迁徙后才至现居地,每迁居一地,都要受当地文化影响,所以难以保持其本源文化之真。
二是徽州地域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利于外来优秀文化传承、融合。由于这一带地处深山,历史上除太平天国时曾遭兵燹之外,几无较大的战乱和匪患,文化发展较少受到干扰与破坏。同时,其地位于今皖南,北倚长江,南联赣粤,下通江浙,地理上并不封闭,不影响与周边、尤其是与东南地带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此处可谓外来移民的世外桃园。从人文环境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东吴时,朝廷派兵入山,强行将这一带原住的山越人迁出,故此这一带原住的山野之民力量薄弱,不能与外来的移民族群相抗衡(其他地区则正好相反,外来移民难以抗衡原住民,或是在相互抗衡中相互融合),以至于宋以前外来移民已成主导,其带来的汉唐文化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化基础,发挥主导作用。
三是正由于宋以前外来移民已成为当地主导,从而彰显移民文化的特征,能克服传统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性,冲破群山险阻,具有团结奋斗、坚韧不拔、勇破困局、开拓进取、包容并蓄的精神,这无疑有助于他们传承汉唐文化,并不断融合其他文化,获得发展。
正是上述原因奠定了汉唐文化在徽州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其他地域文化所难以比拟的。
二、汉唐文化在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流的作用
我们知道,徽州是宋代始设立的,宋以前移民所带来的汉唐文化传承过程中,在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中陶冶,在带有自身特征的生产生活中创新,不断融合当地的山越文化和外来文化(包括外来移民文化),从而逐步形成了徽文化,并且在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主流的作用。
一是汉唐文化在此传承积淀,为徽州地区文化发展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起到了主流文化的作用。作为深山区的小小徽州,之所以能成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宋代以后徽州文化之所以特色独具,发展繁荣,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受这一主流引导。对徽文化仔细分析梳理便不难发现,汉唐时期传承下来的诸如尚德、崇礼、仁爱、民本、厚生、诚信、忠义、孝道、坚忍、自强、包容、和谐、中庸、乐天、敬业、勤俭、互助、济困、报恩,以及传统的公私观、义利观,特别是反映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等文化成份,确实在徽文化中处于基础地位,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主流文化的作用,深刻影响当地士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徽文化构成的诸多要素。
二是汉唐时期开拓创新、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开放兼容、中正协和等文化精神在徽州被传承下来,并得以发扬,成为徽文化精神的主流,影响着徽文化的特质与方向,总体上克服了新安理学等所具有的保守成份的影响。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徽文化,内敛固然有,也难免保守,但更主要是开拓、开放、进取和创新。徽州人的内敛,表现为注意收敛,低调做人,踏实做事,不事张扬,遇事三思,很少冲动和率性。但并不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当断则断,勇往直前。徽州之民之所以能克服深山之偏、人多地少、发展局促的不利环境,越来越多地走出大山经商,逐步形成“无徽不成镇”,且执东南发达地区商业之牛耳的徽州商帮,其文化内因不能不归功于他们对汉唐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更值得注意的是,徽州人还继承了汉唐以来的家国情怀:科举发达者,在乡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在朝尽忠职守、报效国家;经商致富者,在乡回报桑梓、光大家族,在朝捐资赈济、为国效力。这也是徽文化精神的反映。
三是汉唐时迁入徽州的世家大族,在此优越的发展环境中,宗法制度及其宗族文化得到顺利传承和充分发展,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清人赵吉士之《寄园寄所寄》所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是铁手旁);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奉行尊祖、敬宗、睦族的信条,慎终追远,不忘初心。不仅弘扬了世代重谱牒纂修的传统,而且后代迁徙至哪里,族谱便修到哪里,以至汇集宗族、各分支宗族的会通谱、统宗谱最多,充分反映了徽州宗族的繁盛。而且,祠堂祭祖之风盛行,也反映了宗法制度的发展;总祠、支祠、家祠和专祠遍布各村镇,宗族的凝聚力、调控能力在修祠和循环的祭祖活动中一再得到强化。崇文重教的宗族文化使得宗族文风倡盛,宗族教育被看重,贫寒才子可得学业资助,以致科举入仕者众多,业商者亦具备基本人文素养。宗族通过救济和约束族人,调处纠纷,维持长幼邻里秩序,支持文会、钱会、慈善及互助性会社活动等,调节基层社会关系,成为维持基层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宗族还制定族规,禁止对坟地和山场乱砍滥伐,有效地保护了周边的环境。更由于宗族的维系,无论是外出发达为官抑或经商致富者,都能念念光耀祖宗,回馈家乡,对当时徽州的学校、道路、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徽文化作为小小山区一府六县的传统文化,径直传承了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汉唐文化及其文化精神,较多地保存了汉唐优秀文化成份,奠定了徽州文化的基础并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克服了封建社会后期文化趋于保守落后等不足。这可以说,正是徽州这片一府六县的小小山区之所以能孕育出百科全书式的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号称“无徽不成镇”且执东南发达地区之商业牛耳的徽州商帮的文化根源。
三、从汉唐文化在徽文化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看其在新时代的意义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共十九大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徽文化作为重要的地域文化,其优秀文化成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述分析的汉唐文化在徽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来看,研究、利用徽文化,在新时代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一,由于汉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典型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所以比较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研究、利用徽文化,更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彰显文化自觉。
第二,由于汉唐文化是徽文化形成的基础,在徽文化传承、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流文化的作用,所以比较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研究、利用徽文化,可以吸收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从而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新的时代。
第三,由于汉唐时期开拓创新、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开放兼容等文化精神在徽州地区传承下来,成为徽文化精神的主流,所以比较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研究、利用徽文化,更利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改革开放,攻坚克难,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四,由于汉唐时期的宗族文化在徽州地区的传承和充分发展,对于当时该区域基层社会的建设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比较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研究、利用徽文化,加以辩证思维,可以从中吸收更多的这方面的文化营养,为新时代基层社会的建设和治理服务。
第五,由于汉唐文化成为徽文化基础和文化主流,尤其是汉唐文化精神在徽州的传承弘扬,也是徽商之所以取得成功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帮的文化动因,所以比较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研究、利用徽文化,可以更好地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商文化,为我们在新时代发展壮大新徽商,更好地发展国内外商贸服务。
第六,由于徽文化对于汉唐时代之开放兼容、中正协和等文化精神和尚德、崇礼、诚信、和谐等优秀文化基因的继承、弘扬,比较其他地域文化而言,研究、利用徽文化,更加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获得日益广泛的文化认同,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