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成为超越政权更迭的精神存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绵延的重要象征。

　　中国古代帝王尊孔祭孔活动非常普遍，其中少数民族政权尤重尊孔祭孔活动。现存曲阜碑刻，近一半出自少数民族政权时期。为什么少数民族政权尤重尊孔祭孔？近日，“道中华”就此对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您如何看待曲阜的文化地位？干春松：就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而言，我们或许可以称曲阜为中国人的“精神之都”。从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汉代之后，通过经学弘扬、人才选拔、设立太学等制度措施，儒家伦理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生活准则。

▲孔子。（图片来源：曲阜市人民政府官网）

　　汉高祖刘邦对儒学一度缺乏尊重，但在“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劝诫下，他明白了仁爱思想和礼仪制度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因此在路过曲阜的时候，以三牲祭祀孔子，从而开启了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

　　就这样，帝王祭孔成为一种历史传统，曲阜的文化地位也随之提升，逐渐成为国人文化精神源头之一和重要地标。这也是尽管经历世事沧桑巨变，孔庙、孔府、孔林却一直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记者：古代帝王尊孔祭孔，您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干春松：在古代社会，帝王和士人的行为是民众的榜样，他们尊孔，有助于促进儒家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传播，使儒家思想得到最普遍的文化认同。

　　帝王祭孔，表现为他们承认儒家所强调的政治理想，如“仁爱”“民本”“大同理想”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人共同的价值信念。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社会领袖，都一贯强调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所建立起的儒家道统一脉相承。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也强调从政治道义而非政治功绩来判断王道与霸道，高扬仁政理想，引导社会风尚。

▲孔庙——大成殿。（图片来源：曲阜市人民政府官网）

　　当然，历代帝王尊孔祭孔也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如“民本”思想是儒家的底色，但在汉代之后，儒家学者施展报国之志往往演变为报效君主，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此，“民本”和“君本”产生冲突。这也是儒学在近代遭受激烈批评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尊孔祭孔的帝王中，有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现象？干春松：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政治文化现象。在我看来，自从秦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许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也有一统天下之志。在这方面，儒家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也最具有文明感召力。所以，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通过尊孔崇儒来突出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个过程是民族融合和文化共享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实行尊孔政策。468年，北魏献文帝派遣中书令高允到曲阜孔庙以太牢致祭。492年，北魏孝文帝追封孔子为“文尼圣父”。580年，北周静帝追封孔子为“邹国公”。

　　西夏、辽、金和宋鼎立之际，西夏与金朝不约而同地采用尊孔崇儒的政策。西夏仁宗认为要采用儒家的文教政治制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于是他下令各地州县设立孔庙，并封孔子为“文宣帝”。金朝更为激进，提高孔子后裔的政治地位和俸禄，以此来表明其接受儒家的态度。金朝不但修葺了曲阜孔庙，还在他们的龙兴之地上京会宁府设立了孔庙。

　　金朝还采用统一的科举考试来化解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的隔阂，既增强了域内汉人对其统治的认同，也促进了女真和汉人的民族融合。

　　清朝统治者也不断推出尊孔崇儒政策。顺治皇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现在曲阜孔庙大成殿上的主要匾额都是清代皇帝所书，如“万世师表”是康熙所书；“生民未有”为雍正所书；“与天地参”为乾隆所书。乾隆喜欢游江南，途中曾八次专程拜谒孔庙，甚至在当时还流传着乾隆的一位女儿嫁给衍圣公孔培宪的传说。这些举动均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整合，满人接受了儒家文化和汉人的生活方式，极大推动了民族交融。

▲孔庙——大成殿内景。（图片来源：曲阜市人民政府官网）

　　记者：骆承烈先生《曲阜碑文录》所辑录的1025块石刻，其中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的就有464块，占了将近总数的一半。您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孔子和他的思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干春松：越是少数民族政权，越注重尊孔祭孔活动的记录和表彰。曲阜孔庙中的十三座御碑亭，全部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建立。从这些碑刻看，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儒家思想化解民族矛盾，巩固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深刻认识。

　　元代《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碑》记载：“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碑文强调孔子阐明尧舜之道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后世君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孔子的治理之法。元朝举行追封盛典，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康熙皇帝祭孔时用三跪九叩之礼，突破了前人尊隆孔子之举。康熙在《阙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中说，孔子没有像尧舜文武那样拥有至尊的权力，而是 “师道作则”，提供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以“道统”引导政治权力。因此，康熙表示要以儒家思想为依据来治理国家。

▲孔府鸟瞰。（图片来源：曲阜市人民政府官网）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都少于汉人，少数民族统治者推崇儒学，固然有统治策略的成分，但推崇儒学也确有助于民族交融。面对所谓“夷夏之辨”，儒家强调区分夷夏在文化而非种族。孔子到过许多地方都不得意，一度想到“九夷”去居住。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可是他们都在“中国”行仁政，都成了圣人。儒家不是以种族或血统而是以文化区分夷夏，这样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孔林。（图片来源：曲阜市人民政府官网）

　　一个民族道德礼义文明水平提升，不论其原先属于何种民族，都可成为“中国”正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有以“中国”自居的意识。孔子成为超越政权更迭的精神性存在，历代帝王通过祭祀孔子来体现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也包含着对天下正统的政治诉求。少数民族政权尤其重视祭孔仪式、修建孔庙，则是这种诉求的体现。

　　▲4月4日，癸卯年尼山春季祭孔大典在山东曲阜举行。图为海内外孔子后裔及社会各界人士在司礼官的引导下步入大成殿祭拜至圣先师孔子。（中新社记者沙见龙 摄）

　　受访者简介：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等。

　　本文由“道中华”与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合作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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