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于一身的民族地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使命尤为重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和实践根植于中华生态智慧，同时也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传统。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何在？近日，“道中华”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王金磊教授。

　　记者：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生态环境问题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如何看待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为什么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王金磊：中国式现代化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西方走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说到底是追求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二者在动机、目标和客观效果上是根本不同的。

　　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最早敲开了现代化的大门。虽然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但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造成了环境的巨大污染。

　　从1831年开始，短短三十年间，英国就爆发了四次霍乱还有各种流行病，所以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就伴随着高昂的生态代价。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过几次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把污染严重的企业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领域来看，西方国家基于本国利益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受益主体仅仅局限于本国，决定了西方国家进行的生态治理不具有可持续性。

　　而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表述，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表现出党和国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没有延续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或者转移污染、转嫁矛盾的发展老路，而是对内通过统筹规划和科技创新，减少污染排放，淘汰落后产能，控制开发规模，使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一、良性循环；对外坚持开放、共享的绿色发展理念，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永续发展的原则，使世界各国均为受益主体。

　　记者：您认为中华文明中蕴涵着哪些生态智慧？我国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生态理念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又有何启示？ 王金磊：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其中最为典型的理念就是“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生存于自然之中并高度依赖于自然，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天人一体；二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的规律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具有内在统一性，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统一；三是人类应该与自然保持平衡状态，两方协调，和谐相处。

　　“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精义所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以天地自然为法，使之重新复归于自然。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的循环统一体中，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关系，人不应该凌驾于自然，而是要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大地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少数民族文化中自然崇拜的对象可能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普遍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胜于“亲属关系”的“特殊关系”，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

　　我国很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都有万物有灵、尊重自然的观念。万物有灵是相信世间万物均有灵性，诸如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飞禽走兽等无不具有灵性。这些充满灵性的自然之物，他们不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而是源于自然之间，与自然万物包括人类自身有着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比如，蒙古族把天视为信仰，“长生天”（蒙古语作“腾格里”）不仅是万物的创造主，且是全知全能的最高神；藏族则对山充满崇敬，青藏高原上的很多高山被藏族人视为神山圣地，他们尊敬有加并顶礼膜拜。

　　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坚实的生态基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将无从谈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广泛吸收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深度挖掘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共生。

　　▲从黄沙漫漫到草木葱茏，从“死亡之海”到“经济绿洲”，中国坚持不懈推进防沙治沙事业，率先实现荒漠化土地面积零增长，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全球退化土地零增长目标作出重要贡献。图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的库布其沙漠，如今已成绿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治理的典范。（图片来源：人民网）

　　记者：我国有面积广阔的民族地区。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理解民族地区的重要意义？各民族又承担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何种使命？ 王金磊：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自然生态屏障，具有不可估量的生态战略重要性。北方防风固沙带是我国重要的防风防沙保护带；青藏高原是三江源头，具有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重要作用、是全国乃至全亚洲的气候“感应器”；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具有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和天然植被保护，保障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也是我国自然资源、珍稀动植物资源、能源及原材料的重要基地。我国的水资源蕴藏量居世界第一，70%分布在西南三省和西藏地区，其中长江水系最多，其次是雅鲁藏布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我国民族地区的矿产能源分布广泛，相对集中。内蒙古拥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稀土资源，发电能力居全国前列；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巨大，著名的西气东输从这里开始；甘肃的镍、云南的锡也是重要工业原料，云南、贵州的发电量也较为可观。

　　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民族地区应当立足实际，群策群力，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民族地区尤其要重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夯实发展的生态根基。从经济的层面，要厚植生态优势，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为高质量发展增添绿色动力。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何意义？ 王金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构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话语中，事实上包含着自然内部、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三重关系。

　　自然内部，山水林田湖草沙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善的生态系统，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维系着生命存续的物质基础。

　　人的介入，一方面使自然之上文明的发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给自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引发严峻的生态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意义重大，只有充分彰显生态智慧，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始终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长久维系。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启示着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命运相关，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四个“与共”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也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共同体”的意涵。

　　受访者简介：

王金磊，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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