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公元1153年4月21日,是金海陵王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燕京的日子,或者说北京即将迎来其在城市发展史上非常重要一个日子——北京建都870周年纪念日。
金迁都燕京的意义之所以重大,就在于北京由此开启了成为全国性都城的序幕。也正是因于此,处在南北交通枢纽位置上的古渡口——卢沟桥也就愈发显现出它特殊的重要地位。
1987年,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曾在《卢沟桥与北京城》一文中这样写道:“ 如果不是远在卢沟桥兴建之前,当地就已经出现了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也就不会有北京原始聚落在其故址上的出现;反之,如果不是北京城早在八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上升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重要意义的卢沟桥……所以,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有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完颜亮在杀掉堂兄自立为帝之后,更是雄心勃勃地试图一统天下。在他看来,金朝疆土不断扩大,统治机构官员亦日益增多,而首都上京不仅偏于东北一隅,且水陆交通不便,物资补给也处于困顿状态,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上都本身的发展了。为此,他便不顾女真贵族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将都城由上京迁往地处华北平原北端的燕京。
为了实现其后的世世代代以中都为其统治中心,断绝王室及贵族的退路,并在观念上加以巩固,他不仅毅然决然一把火将上京城池和宫殿夷为平地,且又在贞元三年(1155年)把原先葬在上京宫城西南的祖先陵墓悉数迁葬至今房山区的云峰山脚下。因大房山“峰山秀拔、浑厚,乃云雨之所出”,且“林木森密、隐映”为“万民之所瞻”,遂决定将金“祖宗陵寝,于是焉依”,在此修建山陵,籍以断绝女真贵族回迁上都的念头,遂将金“始祖”以下十人的陵墓全部迁此。而这样做的结果,也就自然增加了完颜亮要修筑卢沟石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回看这座已屹立在永定河上830多年之久卢沟桥,回忘其在中国古代造桥的历史上和建筑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就更加显得意味深长了。
卢沟桥,在咱北京人的心里,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因为早年间就留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歇后语”。为了要数清这卢沟桥上的狮子,可没有少往卢沟桥跑——因为总数不清。其实,有关卢沟桥的故事还多着呢!
今天,我们就想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说说这卢沟桥。
卢沟
卢沟桥是因横跨卢沟而得名的。这“卢沟”就是今天源自山西宁武累头山的永定河,流经大同盆地、阳原盆地、延怀(延庆~怀来)盆地,然后冲开北京西山,经北京小平原流入渤海,全长700多公里。在官厅以上的这些盆地,在地质时期曾经是一个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的桑干古湖。
在这里沉积下了巨厚的,呈灰绿或灰黑色的湖相、沼泽相沉积物。当雨季来临时,由于受雨水的冲刷,不仅河水混浊,含沙量很高,而且几乎是呈黑色的泥浆。
“燕人呼卢为黑”,因之把永定河称之为“卢沟”,实在是一个很形象的称谓。自古以来,以卢沟桥为代表的古渡口,则是燕山山脉南北交通往来的咽喉要地一一从中原大地沿太行山脉的东麓北上过古渡口可分别上蒙古高原、山西高原,或东北平原;反之,由上述地区南下也必须如此。而卢沟在“西山以上,冈峦夹峙,无冲激之患:渡口而下,地平土疏,波激湍悍,或分或合,迁徙弗定”。
也因于此,在未建石桥之前,渡口上只有浮桥。宣和七年(1125年)宋朝使臣许亢宗出使北国时,曾记有《宣和乙己奉使行程录》。其间这样写道:“卢沟河水极湍急,每俟水浅,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但由于永定河在春季有凌汛、夏季有伏汛,临时搭建的浮桥常被冲毁。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南北往来的交通。特别是在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卢沟渡口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遂于金大定修建卢沟石桥。
据《金史·河渠志》载:“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继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成。敕命曰广利。”“广利”,即广而得利之意。但是,人们却总是以其横跨卢沟而称其为“卢沟桥”。
卢沟桥
人们在日后所见到的卢沟桥长266.5米,阔7.5米,10个桥墩,共11孔。其中心桥孔的墩距为21.35米,东西两端桥孔的墩距分别为16.49米和16.64米。相应而来的桥拱径也由桥的两端向桥中心逐渐增大:东一拱径最小(11.40米);西一拱径次之(12.35米),中心拱径最大,达13.45米。整座桥略呈弧形。这在我国古代的连拱石桥中实为鲜有者。
卢沟桥共有石栏杆279间(南侧139间,北侧140间),石栏杆之间嵌有栏板279块,且刻有精美的图案:每间都立有三重柱,柱头刻仰、覆的莲花座,柱顶雕有石狮交踞。整座桥的重柱排列极为整齐、匀称,形态自如,肃穆中又充满活力,极富情趣,实为我国桥雕艺术的杰作。若从远处观卢沟石桥,在波光粼粼的永定河上,宛如一条彩虹,飞跨东西两岸,11个拱券洞门悠然卧于波澜之上,很是雄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柱顶上的狮子,那真是匠心独具,雕得栩栩如生: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视,注视桥面:有的高耸双耳,似在倾听桥下潺潺的流水声……特别是在桥栏板望柱上的狮子,往往在大狮子身上,趴有许多小狮子,大的约10厘米,小的仅几厘米,有的伏趴在大狮子的身上;有的在大狮子怀里嬉戏打闹,有的只露出半个脑袋,或一张嘴,有的又在戏弄着大狮子项上的铃铛……由于它们的数目众多,在观赏、计数时稍不留神便会漏过,以至留下了“卢沟桥狮子数不清”的典故。
明蒋一癸在其《长安客话》一书中这样说:“卢沟桥左右石栏刻为狮形,凡一百状,数之辄隐其一。”明刘侗、于奕正也在其《帝京景物略》一书中说:“石栏列柱头,狮母乳,顾抱负赘,态绷得,数之辄不尽。”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传说:明末,一位新来宛平城上任的官员对“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传说很不以为然。一天,他坐镇桥头,让镇守宛平城的士兵分成两列去清点卢沟桥上的狮子数。孰料,两列士兵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字总是合不拢。对此,这位官员很是恼怒,认为这是“这些士兵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非要弄出个一“子丑寅卯”不可。
一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桥头。此时天色朦胧,只见桥两边的狮子蹦跳往返,翻腾戏嘻,好不热闹……此情此景,看得这位官员目瞪口呆。他下意识地一拍大腿:噢,原来这卢沟桥上的狮子还真是活的……“桥上的石狮子是活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为了对卢沟桥这座珍贵的古桥文物实施更好的保护,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于1961年对卢沟桥的狮子进行了认真的清点——他们在每个狮子的身上,无论其大小、残缺与否,都贴上号签。最后统计的结果是485个:在栏板望柱上的大狮子281个,望柱头上大狮身上的小狮子198个,桥东端顶着栏杆当抱鼓石的大狮子共2个,桥两端华表顶上的狮子4个。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卢沟桥上的狮子因风霜雨雪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望柱上的石狮子或因风化而毁损,或因面目全非而不得不进行修缮,甚至撤换。卢沟桥的狮子数目,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被更换。如今的石狮数字已达501个了。它们分属金、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六个时代。但以明清两代的最多,最年轻的倒是1997年因雷劈受损而新换上的。
诚然,我们再也不用为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而去忧虑了。但是,当我们漫步在卢沟石桥之上,在观赏那千姿百态的石狮的同时,数一数桥上石狮子的数目也不失为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不仅如此,卢沟桥还有一个关于“斩龙剑”的故事。
如前所说,永定河源自晋北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地处长城以外的塞北地区,气候寒冷。而当春天降临,积雪消融汇为春汛,并携带着大量刚刚解冻的冰凌,拍举盈堤而下时,便会形成春汛。由于其间挟带有尚未融化的冰坨,便会出现“层冰如玉龙,万丈悬蜿蜒”的壮丽景象。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之为“凌汛”。
永定河的凌汛,流量甚大,可达500~600立方米/秒,且由于它携带有大量的冰凌,在河道内左冲右撞,极易破坏河堤、桥梁,甚至被摧垮。倘若适遇气温骤降,还会因冰凌阻塞,以至堆成“冰堤”,将上游来水雍高,遂至漫堤决口,酿成灾害,或冲毁堤坝、桥梁,淹没田禾,危害极大。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下游河北省永清县冰窖村附近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缺口,致使永定河下游改道,千万户人家园被淹而流离失所。据《顺天府志》记载,当年清政府曾制订有严格的防治措施:“ 各汛员于惊蛰前五日移驻要工,委试用人员及武弁协防,预备大小木榔、长竿、铁钩,诶冰凌解泮时,督率汛兵,将大块冰凌击碎,撑入中泓,不令撞击堤坝。”
这虽然是种很原始的防治冰凌危害的应对措施,但也告诉人们,作为历史上人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永定河不仅有防伏汛的历史,也曾有过防凌汛的历史。这也就使我们联想起了矗立在卢沟桥桥墩迎水面分水尖镶有的三角铁——“斩龙剑”的故事。
当年金章宗决定修筑卢沟石桥之后,便诏令天下,广召建桥匠师。而负责修筑卢沟石桥的匠师们也自然知道卢沟汛期洪水的厉害,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出现的凌汛,更是来势凶猛,被人们称之为“黑龙”。它生性暴戾,每每兴风作浪溃堤决坝、贻害百姓。
后来,匠师们终于从“神剑劈斩孽龙”的传说中得到了启示:他们先把承受桥梁重量的桥墩设计成船的样子,即迎水的一面砌成分水尖,并在尖上按上一根三角铁柱,以抗御凌汛时冰凌对桥墩的撞击;而在桥墩顺水的一面做成流线型,略向内收进,形如船尾。这样,水流在一出券洞之后便很快会分散,以减小水流对桥墩壁的挤压力。不仅如此,为了使突出的分水尖更加稳固,又在其上加了6层压面石。因为分水尖很长(约占整个桥墩长度的2/5),有了这6层压面石就不会因桥墩的受力不均而招致破坏。
由此可见,所谓的“斩龙剑”实在是我们古代的修桥匠师们,在充分认识卢沟的脾性之后智慧的结晶。
卢沟石桥自建成至今已逾800多个寒暑,却仍能稳稳地横卧在永定河之上,与“斩龙剑”不无关系。
至于卢沟桥与北京城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如果不是远在卢沟桥兴建以前,当地就已经出现了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也就会有北京城原始聚落在其故址的出现;反之,如果不是北京城早在八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上升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有重要意义的卢沟桥。在清代,卢沟桥是皇帝拜谒西陵和去南方九省巡视的必经之地。为此,清政府特地将卢沟桥至广安门的路修成用条石铺就的御路,并在沿途的大、小井村竖有两石牌坊,上有乾隆御笔的“经途同轨”“荡平归极”题字。
卢沟晓月
“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作为南北往来的渡口,是进京的必由之路。自石桥建成之后,桥上车辗马踏,人来人往,行迹匆匆,“士宦往还,冠盖云集”,真可谓“桥下水,东流长;桥上客,往来忙”。
金章宗慕宋代皇帝在京有“八景”之设,遂亦提出了“燕京八景”。“卢沟晓月”正是其中的一景。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还特意拓碑建亭并御书“卢沟晓月”四字立在桥的东头。
问题是,卢沟又何以会以“晓月”著称呢?
卢沟桥距京城约30里,这在交通工具并不发达的古代,差不多是半天的路程。无论是离京南下,抑或是北上,从京城到一般都会在此或打尖、留宿,以准备翌日早起赶路。
留存至今的一幅“卢沟运伐图”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但见桥上南来北往的人,或步行担担,或策马驱车,行色匆匆;桥头是茶肆酒馆、安寓客店,招晃林立,真是“好一派热闹景象”。留宿一夜的过客起早赶路,略作梳洗之后,出得门来,但见天空气爽,晓月当空。当他们在朦朦的晨曦之中走上桥头,只见桥上是如水的月光,桥下是潺潺的流水;远处的西山隐隐绰绰,峰峦起伏,时隐时现……远山近水,让人领略到了“卢沟晓月”的画图。
“河声流月漏声残,咫西山雾里看。远树依稀云影淡,疏星寥落曙光寒。”这是明人杨荣写的诗句。
清乾隆帝也吟诗颂“卢沟晓月”:河桥残月晓苍苍,照见卢沟野水黄。树入平郊分淡霭,天空断岸隐微光。
所以,“卢沟晓月”是一幅在特定的时空下,特定的地理环境里构架而成的中国水墨丹青。
内容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朱祖希(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原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