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源于数千年前人类经济活动需求而产生。自秦推行货币统一，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货币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民生。货币也是皇权的象征，每当政权更迭、改元、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时，统治者都会铸造发行新的货币，以昭告天下。

　　货币还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如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却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极大促进了宋与辽、金、西夏之间的经济往来。

　　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一统”单元，《方寸货币》展区的一组宋辽金夏钱币，充分体现出辽、金、西夏对中华传统货币形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大一统”单元《方寸货币》展区。

　　《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曾这样描述辽宋之间的民间贸易：在辽宋边界地区，辽以其所生产的牛羊换取北宋的铜钱，造成宋铜钱严重外流。辽得到宋铜钱后，“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

　　与此相似，西夏也以本地生产的布帛换取宋铜钱。在这个政权分立的特殊时期，宋铜钱一直是辽、金、西夏的硬通货。

　　辽、金、西夏是否铸造钱币？

　　事实上，辽、金、西夏都铸造自己的钱币，并且铸造的是中华传统样式的圆形方孔钱。圆形方孔样式蕴含了“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体现出“天命皇权”的政治思想，“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象征“皇权”。辽、金、西夏都强烈地认同中华文化，故而仿照这一样式铸造钱币。

　　辽发行多种铜钱，铸钱时间还早于宋。辽第一枚钱币为天赞年间（922—926）所铸的“天赞通宝”。南宋钱币学家洪遵在《泉志》中对其进行描述，称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絫（lěi，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两），文曰天赞通宝”。“天赞通宝”比宋第一枚铸币“宋元通宝”早了近40年。

　　▲天赞通宝。

　　金铸造货币时间相对较晚，首枚铸币是在金建立40多年后所铸造的“正隆元宝”。关于这枚钱币，《金史》记载为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所铸，钱文楷书，其重量、形制均与宋所铸小平钱（铜钱最普通的形制，即一文小钱）相仿。

　　▲正隆元宝。

　　辽与金所铸造的货币，钱文大都以汉字书写，西夏的情况则有些许不同。西夏共铸造了18种铜钱，其中包括5种西夏文铜钱和13种汉文铜钱。最早的西夏文铜钱是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所铸“福圣宝钱”，而目前发现最早的汉文铜钱，则是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铸造的“大安通宝”。

　　▲福圣宝钱。

　　西夏从一开始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早期虽然推广西夏文铸币，但采用了中华传统铜钱样式。后期则全面采用汉文铸币，充分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宋铜钱何以成为通用货币？

　　辽、金、西夏长期面临“钱荒”，这直接促使他们以宋铜钱作为通用货币。

　　辽、金建立政权之前主要以游牧或渔猎为生，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原地区落后许多，日常交易基本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契丹人过着“马逐水草，人仰湩酪（dònglào，意为奶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的生活；女真人在11世纪时，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的状态。

　　相比于契丹人和女真人，党项人在建立政权前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在唐朝时就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以丝织品换取羊马）”而闻名。虽说如此，但是由于受游牧经济的影响，社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辽、金、西夏建立政权后，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例如，辽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双方在边界地区互设榷场（互市市场），经济往来密切。北宋宰相富弼对此评价说：“榷场之货，百有五十万”。

　　西夏的情况与辽相似，西夏统一西北各部，扫清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了“庆历和议”，在边界地区重开榷场，极大促进了西夏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辽、金、西夏对货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然而，其铜锡资源紧缺，铸币原材料不足，由此造成铜钱短缺，形成“钱荒”。辽出现了“国用不给”的局面，不得不依赖宋铜钱。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曾提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用本朝铜钱。”

　　金的情况与辽相似，大定十年（1170年），金显宗问从山东归来的使者，民间百姓有何困难，使者对显宗回答道“钱难最苦”。金朝本无钱，只有金主完颜亮铸造了正隆钱，但数额不多，主要还是使用宋铜钱。

　　西夏因铜钱短缺实行了“钱禁”政策，禁止铜钱外流。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诸人不许去边界卖钱，不许毁钱等。

　　此外，宋铜钱还输入西辽，传到中亚。北宋宰相张方平当时说，铜钱是宋朝宝货，周边各民族共同使用。

　　辽、金、西夏获取宋铜钱的途径

　　宋代在对外贸易中一度实行“钱禁”政策，而从熙宁七年（1074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这十年间，北宋政府“颁行新敕，削除钱禁”。于是这十年之间，辽和西夏通过官方合法贸易获取了大量宋铜钱。

　　其次，民间贸易也使辽、西夏源源不断地获取宋铜钱。辽国以其所生产的牛羊私下换取宋铜钱。沈括对此感慨：“泄中国（指北宋）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西夏也曾以本地生产的布帛换取宋铜钱，《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换铜钱”，这样一来，北宋铜钱严重外流。

　　到南宋时，朝廷对于铜钱外流仍十分重视，甚至在和金国接壤的淮南地区以铁钱代替铜钱作为流通货币。而金朝为了获得南宋铜钱，则以“短陌”（以不足实数一百而当百钱使用的钱。陌，通“百”，例如，金提供100钱的货物，南宋只需要支付80钱）的手段，来吸引南宋铜钱北流。

　　第三，金和西夏所统治的地区大部分属于北宋旧地，因此继承了北宋遗留下来的大量铜钱。这些北宋旧钱被当做通用货币。金在建立之初并未着手铸造货币，而是选择用这些遗留下来的旧钱作为通用货币。

　　总之，辽、金、西夏以宋铜钱作为通用货币，体现出其对中华传统货币形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极大促进了宋与辽、金、西夏之间的经济往来。一朝所铸货币却为各家通用，这一史实表明，10-13世纪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及今东北、西北广大地区，尽管处于不同政权统辖之下，但在经济上联系紧密、难以分离，共同铸就了辽宋夏金时代的经济共同体。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文博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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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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