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旭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未来5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搞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

　　过去1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8.1万元；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12年1.91%提高到2021年2.44%，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1位；城镇化率由53.1%上升到64.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88:1降至2.5:1，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在疫情期间超过美国；历时八年的持续奋斗，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一速度被世界银行赞叹史无前例；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现代化步稳蹄疾。

　　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未见复苏却又陷入新的动荡。俄乌等地区冲突频发，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自身经济改革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暴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有不少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对未来充满信心，也要直面挑战，对新老问题一个一个地破解，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为未来5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搞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不能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需要在中长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没有新冠疫情和近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动荡，也需要把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架构在内部供需基本平衡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经济增长主要应当建立在报酬提高驱动的内需上，尤其注重扩大全面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要减少对出口或边际效益递减的投资的依赖。

　　第一，要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增加百姓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只有收入增加，才能从基础和制度上带动消费。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协调统筹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第二，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支持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政府层面，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企业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在疫情期间与职工共渡难关；个人要积极参与就业，以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

　　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特别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百姓基本生活，消除人民群众的消费后顾之忧。

　　第四，处理好中长期与短期扩大内需的关系。长期扩大内需要靠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础性设计，但投资却可以在短期形成需求，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期不能忽视投资作用。考虑到我国储蓄水平比较高，经济下行期一般民间投资意愿不强，以政府投资启动和刺激经济回升，创新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仍然是优先选项。政府债务虽受到总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例的限制，但恰恰是在经济下行时需要刺激经济的政策组合。以政府专项债的形式，直接支持有收益的公益投资项目，“自求平衡”，不计入财政赤字，却同样的有带动经济的作用，现在在这方面还有较大政策空间。

　　第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从财政政策方面讲，我们一直讲减税降费，总体效果是好的。但是，疫情期间，伴随减税，非税收入却大幅度上涨，不少企业负担并没有实质性减少，有的甚至还有所增加，不利于市场主体提振信心和逆转预期。一些地方财政在各种隐形支出（如疫情支出）的压力下，出现了相当的亏空，导致无法实施相应的积极财政政策。这就要求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和政策负担关系，使各级政府支出、财政能力与刺激政策任务的承受能力相匹配。从金融方面讲，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要以宽松、低成本资金为扩大内需贡献力量。

　　第六，扩大内需与稳定和扩大外需相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风险与机遇并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否认国内国际双循环，而是以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实现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实际上，不管是疫情严重的2020年，还是去年，出口和外需的贡献都有较大提升。我们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尽一切可能最大化利用扩大开放扩大外需，促进进出口、内外需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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