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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底,“从历史向未来——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行。2023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北京因都而立、因都而兴,岁末盘点之际,汇聚关注、支持、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家学者,回顾北京建都870年以来的历程,展望新时代名城保护发展。
陈同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名誉所长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各位领导、专家,大家好!
首先感谢邀请我来介绍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由首规委办的名城处、北规院的名城所以及中国院的历史所三家机构合作开展。在编制过程中,大家都各尽所能,目前的成果还是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北京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尚未能够把握。根据中央的要求,除了保护对象的体系构建之外,传承体系方面也需要创新,借助这次《体系规划》的编制,我们希望能做出一定的尝试与探讨。
今天我将讲四个内容:缘起、概况、体系、结语。
事由缘起
这个事由缘起是来自两办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21年),要求在国家的顶层设计纲领性文件下,各地编制省、市级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保护对象体系,另一个是管理制度体系。这个体系规划和以前的名城规划有一定区别——中央在2017年就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概念,2018年又进一步提出来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2019年住建部启动了《城乡建设与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研究》课题。
因为过去的名城体系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是从国家崛起的文化需求形象来看,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工作要求。所以,这次住建部采取了顶层设计的办法,任务分为2步:首先是对国家层面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梳理,然后依据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尝试归纳出遗产所展现的主题价值与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价值”的原则,用于提升和完善保护管理、乃至传承的体系框架。这是一种从国家层面提出顶层设计的技术路线。这个文件促成了两办意见的发布。意见里明确提出要建立三级保护传承体系,即国家、省、市区分别编制。目前全国纲要正在编制中,全国各省市区也已经积极开始了相关工作。
2019年住建部委托的《城乡建设与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研究》课题任务有一个特点,第一次明确要求将时间段切成五段进行梳理:第一段是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包括史前,全部算文明史阶段,做一个完整的梳理;第二段是1840年之后的近现代;第三段是1921年以来的百年建党史;第四段是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史;第五段就是1978年以后的40年改革开放。
其中第一段的中国古代部分主要由我们中国院历史所牵头、西建大配合,以文明史为主的5000年以上(实际上是百万年)的遗产开展遗产研究,包括遗产辨认标准、价值特征凝练、研究角度设定等等。对此,我们尝试制定了一套技术路线:先以5000年文明史为主要时空范畴,引入“年鉴派”的全面史观,结合世界遗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对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进行梳理;与此同时,住建部科技司的领导作为委托方也积极参与了研究探讨,提议参照党中央“五位一体”的布局进行归纳。尔后我们依据全面史观,用“地理”涵盖“生态”,开展“五位一体”整体框架下的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的特征叙事,凝炼出了15条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明显的价值特征,以及100个故事题材。
整个课题研究基本采用这一技术框架,形成一套成果。最先被应用到住建部出台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的价值标准中,这套由中国古代、近现代、建党史、建国史和改革开放阶段构成的保护对象辨认主题,可以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当代中国快速的崛起过程提供更为清晰的叙事框架。
现在我们说“应保尽保”,不是说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要保护,而是我们现在需要尽快意识到应该保护哪些东西。
时空框架
规划概况
2022年11月,首规委办名城处委托北规院和我们中国院历史所合作,进行编制工作。在编制过程中,首规委名城处也直接参与其中。在分工上,我们主要负责保护对象的体系构建,北规院主要负责保护管理体系的构建。三方各尽所长,共同参与,整个过程充满了和谐美好的回忆。2023年12月,项目组提交了第一版征求意见稿,同时发布了公示稿,作为阶段性工作成果的汇报。
体系规划公示稿
关于体系规划的技术路线,用一句话表述就是“构建基于价值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与以往单纯的“保护传承”不同,我们在前面专门加了一个定语:“基于价值”。需要强调的是,保护传承体系由两部分研究内容组成:一是保护对象的体系研究,一是保护制度与传承方式的体系研究。
我们根据两办的意见总结了北京名城保护方面既有的工作和成就,并针对问题归纳出一些主要任务。首先,我们需要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视角,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价值体系研究,并提出了(北京是)东亚国都的典范这一核心价值,突破了以往以各种保护身份的数量集成的“价值”表述。其次,发现北京的城市遗产还有两个方面需要深化研究:一是关于近现代——我个人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本质不是朝代更替,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从农耕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是中国“数千年未见之变革”,虽已历经百年激荡、延绵至今,但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尚未建立起适于解读这一社会转型的、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关于这一时期的遗产该如何认定、保护与传承?特别是北京在1911年~1949年间的历史,虽曾失去稳定的国都地位,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独特的见证价值,所以目前的相关研究还亟待深化。二是关于当代——中国当今以如此快速的一种态势崛起于世界,这里面蕴含了极大的创造力,应该予以充分关注和评价,其成就绝不能被忽略。那么北京作为当代首都,作为代表和见证这一中华文明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阶段的主要价值特征及其载体,即相关遗产又有哪些、如何界定。
第二个任务是构建基于价值的保护管理体系,拓展保护对象。在评估拓展保护对象后,需要关注如何指导和提升保护管理的整体能力。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基于北京价值特征、评估对象及其体系缺口,重新梳理并构建保护管理体系,换言之,在保护管理体系中,我们需要针对缺口应该增加哪些措施。
第三个任务是建立基于价值的传承体系,充分发挥北京对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支撑力度。关于传承体系的构建,是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不是目前保护利用这个层面的内容所能替代的。北京作为首都,我们也希望能有所探索:我们过去一直强调遗产的保护利用,但对于传承、思考不足,包括对传承概念的理解。保护利用是针对遗产实体而言,遗产传承是针对遗产价值而言,两者有着上下之别。因此,在体系中我们希望能有所探讨和研究,包括传承的目标、途径和方法,以构建传承体系。这个题目也不是以前名城保护所能涵盖的所有内容。这三个主要任务最终将用于指导构建北京市区级的保护传承体系,同时探讨涉及京津冀区域性的保护传承措施。
技术路线
根据两办意见,2025年的规划目标是初步构建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2035年的规划目标则是全面建成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整个体系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对遗产价值内涵的挖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保护传承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们单位在世界遗产申遗实践方面有十多年的经验,与国际理念接触得比较多,所以我们将世界遗产价值研究的方法引入到对北京市历史文化价值内涵的挖掘。有关的国际理念有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价值标准、对比分析手段、乃至全球视野下价值对比研究。同时,我们还需要与国家的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进行对标,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独立体系,实际上省级体系是为了支撑国家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的行为。体系的基础工作是对价值载体进行评估,包括对价值载体的认定和保护状态的评估。
根据认定和保护状态制定相应的举措,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护全覆盖,二是传承体系,三是管理保障。我一直强调,进行遗产保护就是要“用遗产的眼光看,从文明的角度论”:遗产本身是一个社会资源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古城等我们常说的传统学科的概念。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些东西属于社会发展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属性,这些都属于遗产的基本概念。第二要从文明角度论,避免就北京、说北京,就名城、说名城。我们需要从上往下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角度看北京的遗存遗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才有可能够摆脱眼界的局限性。
我们的规划范围是以北京市现行行政区辖区范围为主,兼及京津冀地区;研究的时空范围涵盖了凡是和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关联的历史阶段和空间范围;根据国家要求,规划期限是从2022年到2035年。主要任务由保护对象体系和管理制度体系两部分组成。其中,保护对象体系是通过凝练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来确立的,管理制度体系尝试补充了基于价值的保护管理措施。
价值体系
在整个研究中我们着力比较多的是价值体系研究,在这里做一个简单汇报。
第一个是体系的构建。我再次提出来体系的构建就是“基于价值的保护传承对象”的体系构建。首先是借鉴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重新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依托“五位一体”构建了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个整体框架的内容和理论依据是史学上“年鉴学派”的总体结构理论。
什么叫总体结构理论?年鉴学派就是反对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这种传统历史架构研究模式,构建立体的,不光有政治、军事,还应该有社会、地理等各方面因素的历史架构。我们借助这个理论来提炼中华文明的价值主题,然后展开主题故事序列的制定。最后,形成了5大类、15个特征、100个故事,尝试用文化遗产讲中国故事,传中华文明。这个理论来源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总体历史观。
“五位一体”中除了地理,4个方面都涉及到了。一个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强调自然地理和社会因素对历史的作用。这两个作用是什么呢?从三个时段可以看出,作用最长的是地理因素,社会因素是中时段,最短的才是历史事件。在国家层面的价值体系中,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这些特征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是十多年来对世界文明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国家价值体系的脉络。
国家层面价值体系技术路线
那么,当来到北京我们看什么?30亿年的地质构造,70万年的人类史,3000余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百年党史、70年建国史、40余年改革开放史。我们从时间轴上,可以看到北京在其中起的作用——人类起源有它,农业起源也有它一定的地位(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前城市阶段到建城史3000年,再到都城史870年,实际上北京涉及了国家文明标识体系层面关注的每一个方面。
从地理区域的文化特征来看,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因为之前的分析和提炼都是按照中央和国家的要求进行的,北京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其地理文化特征。首先北京位于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第二,毗邻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农牧交错带紧挨着。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围上,北京跨越北纬40度,属于明显的地域气候差异交错地带,也是全球古老都城的一条文明带。可见地理气候的变化会促进文明的发展。
北京是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汇之地。北京小平原只是一小块,但周边环境却非同寻常。它以燕山为中心,向北连接的大兴安岭山脉和向西南连接的太行山山脉,划分出了农、牧、渔猎三大不同的生业区和经济区。这三种经济区跟北京都挨得很近,北京小平原在华北平原的北尽头,又在燕山山脉的围合下,沿着燕山南麓出山海关可以到东北平原,所有的交通和地理区位都形成了其特殊的地位——在这里建立政权形成一种向背的关系。
在元朝游牧民族打下整个中国的时候,背依的是蒙古族的漠北,向南要统治的是农耕区域。到了明代汉族反攻的时候也有一个向背关系:背后是中原地区的华北平原,面对要防御的是北方民族的进攻。到了清代的时候它也有向背关系,但清代的融合度高。元朝的融合度低,尽管统一了整个中国,但它的文化保持得非常纯粹,然而它有个特别好的文化特性就是兼容并蓄,各有各的一套,因此传统就在历史进程中逐渐传承下来。
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都存在地理区位的向背关系——大本营和要面对的统治挑战促使其在这里建都,具有政治上合理的控扼地位。这就是北京之所以是北京,之所以有870年都城史最根本的原因。这种向背关系我们最初是在元上都申遗的时候发现的,上都位于北京的正北。元为何要设一个祖庭和一个大都实行“两都制”?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是基于政治控扼作用。放到更具体的地理关系看,背山面水的地理条件有哪些?燕山、太行山、北京湾,“五大水系”(这些是北京小平原的地理环境),以及四条大道。这四条交通大道很关键——往北可通东北平原,往南可通华北平原,从居庸关山口出发可通往蒙古高原,为不同区域提供了交通条件。
关于北京的核心价值。首先,北京是东亚地区早期人地关系的杰出见证。北京周口店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题目还值得深化研究,显然它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样还有东胡林地区,为什么早期农业在这里出现?这也是我们今后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还有地质方面,有关部门的研究也标明了北京(房山、延庆等区域的地质遗迹)是典型的燕山运动的代表。第二,北京是见证中华文明赓续的千年古都。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地理原因造成了这么一个形势,而各个朝代都城的叠加形成了最好的见证,具体就不列举了。包括老城的空间、礼制建筑群、皇家建筑、拱卫京师的长城体系、运河史(运河的北段,帝国漕运连接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一大举措,不是单纯的水利水工,是帝国政权维系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些在北京都能找到最好的见证。价值三,北京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首善之都。北京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都城,但是通过梳理北京的遗存,我们发现这一阶段的遗存非常丰富。从北洋政府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战等等,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北京典型地历经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百年激荡,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因为它当时不是首都就不重要了。实际上,它更丰富地展现了转型时期的特征,尤其是中国从农业向工业转型这一大转折。最后,北京是多元交流开放包容的大国之都,涵盖了民族、信仰、文化以及北京自身的习俗等方面。
北京遗产价值特征综述
结语
将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与《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价值体系》“五位一体”的五个方面进行对标。价值一,北京见证了百万年人类史和万年农业史。价值二、三、四,北京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特征,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就是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个体系建立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优先价值体系的研究,构建基于价值的保护管理体系,最后推动跨区域的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陈同滨于“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演讲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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