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且彰显独特文明观，这种文明观相比西方文明中心论具有超越性。目前学界对“西方文明中心论”有一定研究，现有成果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批判资本主义“不文明面”“野蛮面”，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对外侵略性掠夺性、内部的两极分化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论证资本主义内在否定性即未来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分析多元文明的共存共生、交流互鉴，克服西方文明中心论及其引发一系列问题。为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亟需厘清其出场逻辑，同时不能被西方“文明中心论”自我反思一叶障目，更为重要的是，“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为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可能路径。

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出场逻辑

　　“西方文明中心论”，简言之，即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中心即发展程度最高、最完善、最具生命力的文明。“西方文明中心论”具有内向与外向双重维度，并且错综交织，内向维度即西方提高美化自身文明，外向维度即贬抑丑化非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中心论”往往表现为一定入侵性，妄图用西方文明来同化人类其他文明，基于文明与野蛮的二重划分，西方认为自身肩负着“文明开化使命”“文明的重担”，企图“构建这种批判性的道德，以理性地约束全人类，并由此创造一种世界文明”。在众多西方学者观点中，关于“西方文明中心论”，黑格尔观点较具代表性，这主要体现在其晚年哲学讲义当中，黑格尔指出，希腊文化“的影响可能一直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中国人是笨拙到不能创造一个历法的，他们自己好像是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的”，“对印度和中国人的科学知识估计太高乃是错误的”；康德也有“西方文明中心论”倾向，他认为“中国人的繁文缛礼和过分讲究的问候之中包含有多少愚昧的怪诞！”“东方的居民在这一点上，有着非常之虚假的趣味”。“西方文明中心论”由来已久，可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其生成逻辑。

　　（一）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致

　　西方文明中心论诞生有特定时代语境，而西方却惯于将其“神圣化”“永恒化”而陷入了凝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依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西方文明自1500年以后，由于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开始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直至1914年一战爆发开始衰落。工业革命下西方迅速发展以及“西方文明历来具有先进的运输工具和发达的商业布局来作为它广泛流传的背景”，这从实践层面上极大巩固和助长了“西方文明中心论”这一价值观念。“全球化常常被看做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一个极其程式化的历史。全球化起源于欧洲；首先是文艺复兴，随后是启蒙运动，再就是工业革命”。历经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大强盛，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推动下开启了野蛮的全球扩张阶段，“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然而，时过境迁，西方已然不再是世界中心，世界呈现出了多极化格局，尤其是西方各个领域中暴露出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果忽略如今社会发展现实，抽象谈论“西方文明中心论”恐怕难有太大说服力。

　　此外，西方贬低其他文明是基于特定历史阶段评价，而没有基于大历史观全面整体评价，尤其是他们对其他文明的贬低时便是如此。比如，“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唯一绵延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并且，中国历史上对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先秦诸子百家，四大发明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抹杀的，也为一些学者所指出。对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也要客观评价，比如宋明时期，不能因为其版图较小对外关系被动就盲目贬低，理学家、宋词、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宋朝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也占到了较大比重，明朝郑和下西洋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展现，西欧“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后成功打开中国大门的不是欧洲人的产品，而是在欧洲强势海军力量保护下的鸦片”。

　　（二）维持文明自尊心之需要

　　任何一个民族都容易自视过高、对自身文明评价过高，对于西方国家同样如此，犹如博厄斯所言“民族中心主义”、殷海光“我族中心主义”、费孝通“自我中心观”。博厄斯指出，“民族中心主义”即“按照本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其他文化的倾向”，殷海光提出“我族中心主义”即“如果一个国度就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这个文化单位就是这个国度，那么一国的国人之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任一文化的文化分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最后一章认为，清教教义催生了资本主义产生、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儒家思想则阻碍资本主义产生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然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西方固有认知模式，由此也引发西方学者的观念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学者劳伦斯·E·哈里森不得不承认，“儒教”“有利于现代化”。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标杆的美国在抗击疫情上软弱无力，种族冲突引燃至爆点，经济危机日渐加剧，社会冲突不断，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弊端日益凸显，在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态观的面前相形见绌。西方在东方国家之崛起面前不甘示弱，西方“心理优越感”由来已久而祛除之亦需缓慢长期过程，否则心理上会产生极度落差而发生“心理崩溃失序”。正是西方各领域暴露出问题导致西方对自身中心地位的内在怀疑，才亟需通过外在强化营造“虚假人设”即自为贴上“文化先进”“标签”，诚如马克思所言，“大自然一到春天便裸身露体，仿佛意识到它的胜利似的……然而到了冬天就用冰雪遮羞掩丑”，这种人为制造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恰恰反衬出西方文明已然不再是世界中心或说西方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发自内心的一种不自信，“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荀子·性恶》），“历史终结论”正是这种失落与焦虑的外在表现。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

　　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不多或产生误解，其中的贬抑性评价容易引发“西方文明中心论”。对于这种失当评价，维特根斯坦曾指出，“在西方的文化领域里，存在一种现象，即人们用一种不贴切、不适宜犹太人的标准去衡量这个种族”，“如果以我们的（话语权）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的话，也就难免会经常不公正地评价他们。他们也因此会被过高或者过低地评价”。“文化”具有“以文化人”之功效，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个体的“根”“魂”“文化基因”，每个人都受到生于斯长于斯文化环境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日用不觉之浸润。无论每一个人意识到与否，他自身的思想观念及举手投足间都蕴含并彰显着特定的民族文化意蕴，这犹如艾略特所言“文化无意识”；另外，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只有结合特定文化背景在特定文化语境之下，方能正确理解某种具体文化的内涵。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尽管一些非西方学者因种种原因长期在西方国家工作生活，但他们思想观念中仍透露出一种与西方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倾向。比如，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尽管长期在英国任教，但其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与西方中心论；犹太学者萨义德尽管在美国求学和任教，但其强烈谴责西方对待东方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错误发现，即建构起了一种“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这与东方的真实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土生土长的地道纯正西方学者而言，他们最为了解的当然是其成长其中的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尤其是东方文化了解不多也是在所难免。齐世荣在评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斯宾格勒“比较熟悉的还是西方文化，而对书中涉及的其他文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盲无所知。例如，他竟把李斯的老师荀子当做孙子，这暴露了他的中国历史知识贫乏到了何等的程度，可是他却敢在书中多处侈谈中国文化”。辩证而论，中西方文化固然存有相通之处，但其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尤其是语言差异，由此导致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误解。语言哲学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们倾听中国人说话，可能耳朵里听到的内容，仅仅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无法揣摩涵义的奇怪的咯咯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道不可致”(《庄子·知北游》)，“知者不以言谈教”(《韩非子·喻老》)。语言尚不能准确说明道理，更何况中西方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对大多数普通西方人而言中国文言文尤难理解。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涉及道家文化部分，可明显看出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所导致黑格尔对中国道家思想的不准确认知。

　　（四）西方特定意识形态图谋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更多在隐蔽意识形态路径进行，借助“西方文化中心论”大肆对其他国家开展西化分化，企图借和平演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典型表现为“意识形态终结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在“西方文化中心论”下贬低丑化亚洲和非洲意识形态，高扬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然贝尔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那么意识形态以何终结、终结于何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辩护者也即改良主义者的贝尔当仁不让地认为，以西方一元意识形态来终结多元意识形态冲突是为“良方”。贝尔高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贬低亚洲和非洲意识形态为“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贝尔高扬只有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有自由平等，亚洲非洲新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进行专制统治和剥削人民的工具，“假如这意味着对于人的全面强制以及压制人民的新精英力量的兴起，那么新的压制就会自圆其说”，“实施这些目标的任何一场运动都有牺牲掉现有一代人的风险，而未来只是由新权贵所进行的新剥削”，这与美国意识形态研究中习惯性将极权主义与意识形态相联系、选择性抹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诚如麦克里兰所言“只是在美国，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等同关系才得到最明白地确认”。如若轻信西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就容易因麻痹大意而丧失对西方意识形态警惕，加剧“西化”“分化”风险，甚至放弃意识形态阵地而听任西方意识形态入侵，这极大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及政治安全。

　　（五）我国部分民众对西方文明过度推崇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可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积极地向西方文化靠拢，这也从外在层面上助长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发展，而我国部分民众对西方的过度推崇即崇洋媚外、贬中扬西亦为“西方文明中心论”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之一。“西方文明中心论”在普通民众身上主要表现为以洋为美、以洋为尊，典型如对海外教育、海外商品、海外文化产品、西方节日、西方宗教等过度推崇。“西方文明中心论”在学术界主要体现为对海外期刊、教育、工作环境等方面过度推崇，乔锦忠等人指出，“首篇论文发表时间越早、发表刊物越国际化，人才‘蛰伏期’越短”；“选择国外一流大学就读博士或作为初次工作单位的人才，在发展中占据显著优势，具有国外教育和工作背景的人才，其‘蛰伏期’显著短于国内背景的人才”。“西方文明中心论”在学术界还表现为对国外学术思想的过分推崇。在一些企业中也有所呈现，国泰航空歧视非英语乘客，宝马mini冰淇淋事件，一些企业傍洋品牌如服装品牌零售品牌傍“国际”。毛泽东曾批判“洋八股”，邓小平曾批评理论界一些学者对于西方理论“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当前，我国少数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过度运用西方理论，“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主要表现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少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唯西方学术是论，有学者直接将西方学术论文翻译为中文使用，有学者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理论到中国语境。在分析我国问题时，借鉴他国理论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丢弃我国文化之本走上“言必称希腊”的学术研究误区。此外，“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文艺领域也有一定表现，这主要表现为一些音乐、电影、综艺节目热衷于抄袭、模仿海外作品。

二、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自我批判及其理论局限

　　近些年来，随着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造成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了西方已然不再是世界文明发展之中心而对“西方文明中心论”产生了自我怀疑。但是，囿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视野，他们的批判中不可避免伴随局限性，尽管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没落现状感到担忧，但仍对西方文化的未来信心十足，并且为西方文明重归世界中心而积极出谋划策。

　　（一）以“文明多样性”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世界存在七个或八个文明，其他文明崛起打破了“西方中心”，对美国独霸地位造成威胁。亨廷顿提出，“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伊格尔顿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艺术和优雅的生活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从全球性的意义上讲，看来仿佛西方并未占据特别的优势地位以赢得文化战争”。伊格尔顿继承了威廉斯观点，主张文化相对性即“作为复数的文化”。伊格尔顿看到了作为“复数的文化”，即多种文化样态都有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即“相对性”，因此，主张文化多元论而非“西方文化中心论”。伊格尔顿还援引赫德尔以文化多样性来反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文化指的不是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一贯的叙述，而是多样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企图反对作为普遍文明的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宣称‘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之所以生存与消亡，不是因为貌似优越的欧洲文化给予了他们子孙以幸福这个令人怀疑的恩惠”。

　　与西方学者相比，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更为客观。森则结合历史事实抨击“西方文化中心论”错误观点。阿玛蒂亚·森反对“所谓西方价值观的独特性”，举例指出“民主”具有“全球根基”，“西方科学……继承了世界性遗产”，他指出了古希腊具有民主，而我国墨子思想中也蕴含了民主思想萌芽。此外，森还指出在科学技术方面西方也受到了非西方的巨大影响，“中国、阿拉伯、伊朗、印度以及其他社会—的贡献都影响了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科学、数学以及哲学”，“世界上的高新技术包括铁链吊桥、风筝、罗盘、纸张、印刷术、火药、独轮车和旋转扇……全球化将它们传遍全世界，包括传至欧洲”，“南亚和西亚的数学和科学创新……在促进欧洲转变的科学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森主张“克服西方全面优越性的错误观念”，“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区在科学、数学、工程乃至哲学等不同领域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鲍登指出，阿拉伯文明在数学、健康学、卫生学和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

　　（二）为西方文化未来重回世界中心积极出谋划策

　　大多数西方学者囿于自己阶级归属，必然服务于资产阶级及自己的祖国，因而他们观点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也是非常明显，大多是代表西方国家利益，正如亨廷顿所言，“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深盼我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和力量，继续是一个在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我对于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由此，他们开始抛弃盲目鄙夷其他文明的眼光，意识到要从其他文明中取长补短促进自身文明发展进步。为维护“西方中心”尤其是“美国中心”，亨廷顿怀揣着对美国文明盛极而衰的忧患意识为美国文明复兴开出了一剂“药方”即“自我改革和更新”，希望美国文化能够于低谷处涅槃重生。雅思贝尔斯有一种“去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他认为西方文明存在一些“不完善和欠缺之处”，他反对传统文化研究中“欧洲人的自我满足感”“我们在亚洲根本认识不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认为欧洲要向亚洲学习以取长补短：“亚洲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补充”，“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史就不是我们业已存在的哲学史的一次多余的重复，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从中研究有趣的社会学影响的现实，而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自身的东西，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的潜力，并将我们带入了与另一种‘人之存在’的真实起源的关联之中，‘这一人之存在’不是我们的，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它是在历史存在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东西”。米勒指出，“我们必须学会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事实上，我们对有关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事情一向知之甚少，至于儒教或日本的神道教，可能大多数西方人还根本没有听说过”。

　　（三）试图超越却难逃西方中心论之窠臼

　　斯宾格勒《西方文明的没落》一书颇具代表性，他表面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西欧的土地被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当作地面上一块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理由似乎只是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而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遥远的强大文化则都被迫极其谦逊地绕着这个‘极’在旋转。这是一种太阳和行星式的怪想体系！”“制造这样搞的‘世界历史’幻景，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的”，“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虽然斯宾格勒以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始，打破了西方传统史学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三分法”，但最终仍旧难逃“西方文明优越论”之惯性思维窠臼，认为西方文化未来大有可为、前景光明。正如学者所指出，在斯宾格勒看来，“即便西方没落了，西方文化还可以再生，而非西方文化则不能”，齐世荣指出，在斯宾格勒那里，“他赞扬西方文化的地理眼界之广大，是其他文化无与匹敌的”，原文是“这种民族感情首先包含一种地理的眼界，从时代和交通手段来考虑，这种眼界不能不说是广大的，是其他文化所无与匹敌的”，“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惟一还有生命的最优越的文化”，“与世界上已经死去的7个文化比较，西方文化尚未走到尽头，仍有生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西方中心论’的荼毒所致”，“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三、以“新文明观”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这为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一）树立多元文明平等观辩证看待多元文明价值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特征，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和而不同”“惟齐非齐”，文明多样性是符合文明发展史的客观事实，中西方许多学者都指出文明多样性，只不过划分方式存在差别。肯定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存在、重要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认识。马克思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毛泽东批判多元文化的体、用之说，认为多元文化都是体、也都有用，这即是一种文化平等观，“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江泽民指出，“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树立多元文明平等观，根本上需坚持一分为二观点，看到各个文明内部精华与糟粕并存。一方面，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而言，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应学会准确识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而鉴别标准当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诞生并长期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一些内容是剥削阶级利益的反映和维护，无论是儒家孔孟荀子，抑或法家韩非子，还是墨子，无不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护君主专制，而这些内容是我们如今应当予以废弃的。比如，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皆重视“礼义”，这是等级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法家韩非子所言“人性自私”“法术”“抱法处势”思想服务于君主专制之需，韩非子“民愚”鄙视民众如“民智之不足用”“参疑内争”“臣主之礼”饱含“封建等级”观念。另一方面，对于西方文明，也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对于西方歪曲丑化中华文明的错误观点，必须积极有效地批判并引导民众意识到其中错误，尤其是警惕其中具有强烈鲜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在“破而后立”中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同时，善于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及话语来正面迎击“西方文明中心论”。而对于西方文明中合理要素，也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多元文明共同发展进步

　　作为平等主体文化，自然应当创新发展本民族文化，“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外在动力，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便不是孤立的，整体而言，多元文明交融共生，在交流互鉴中促进了多元文明共同发展进步,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文明保持旺盛生命活力的源泉所在”。历史而论，“在东方与西方各民族间数千年来的往复迁徙过程中，相关理念、发明和创新实现了相互交流……凭借任一理念或发明，人们开始借鉴、重新设计和思考”。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与西方秉持“文明中心论”下的侵略扩张、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截然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秉持和平外交方略，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各文明共同发展进步，比如古代丝绸之路以及21世纪丝绸之路，汉唐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郑和下西洋等。而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促进本国发展，也坚持“为世界谋大同”“胸怀天下”，在文明间关系问题上亦是如此，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共生论”实现不同文明体的共存共荣，“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地区共同繁荣发展。为实现此，积极传播优秀的中华文明内容，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促进其他文明在同中华文明交流交融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克服西方零和博弈逻辑，积极为世界文化明体发展进步作出贡献，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构建，促进世界各国在文明发展中共建、共赢、共荣、共享。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时代焕发出崭新生机与灿烂活力。恩格斯对哲学发展持“辩证否定”观点，他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例，“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但不是简单复归经典，这只能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泥潭，而是要在保存经典精神实质基础上，结合时代最新发展现实对其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同时，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发展。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方针，在吸收外来文化合理成分中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借鉴西方文化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避免“削足适履”不当做法。

　　其次，积极促进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明的海外传播，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生态绿色发展观等，为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导海外民众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传播过程中坚持“我说”与“他说”相结合，“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民间层面文化交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运用自媒体开展文化交流，特别是展示中国最新社会发展状况，让世界了解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三）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并涵养海纳百川的文明心态

　　在批判“西方文明中心论”错误之同时，绝不能重蹈西方覆辙而误入“中国文明中心论”歧途，这在当前典型表现就是民族主义这种极端心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尤其提升，民族主义有抬头趋势，如一些国人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为克服此，需涵养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以“开放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文明，“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虽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却同属于一个世界”，多元文明在共生共融、交流互鉴中美美与共，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文明。一个国家，只有当她的人民获得了与当前和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大国心态，才可以真正称之为大国；只有国民心态成熟健康了，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国民心态走向成熟稳定的必备标志就是要在国民心目当中树立起文化包容气质，尊重他国多元文化，既坚持弘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矢志不渝，也兼收并蓄各国文化的海纳百川，由此这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才能更加更加“理性、务实、包容”。巴黎圣母院塔尖坍塌的那一刻，全球都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损坏而感到痛惜。如今，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已经启动，中法双方签署了合作文件，就巴黎圣母院修复开展合作，中国专家将参与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维护人类共同文明的决心，更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大国心态。

　　（作者：郭晓冉，系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