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外源型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等多重属性。中国式现代化起步之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现代化，苏联也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完成了四个“五年计划”，重工业领域成绩斐然。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50年代尚处于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还没有为现代化做好政治准备。

　　但是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形势已经发生了剧变。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结束了战后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进入“滞涨”阶段，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遭遇危机。苏联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在勃列日涅夫的“新体制”改革推动下大有起色，但是很快趋于僵化和保守。政治形态各异的发展中国家，虽有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但大多仍徘徊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阴影之下。而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对各种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价值超越，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暴力、输出型现代化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托•约•登宁的一段话经马克思的引用而广为人知：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西方现代化刚起步，就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开始了以商品加武力的扩张，成为世界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开始了以资本加武力的扩张，开启了瓜分世界的狂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向外输出现代化模式，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限制在其掌控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之内。这些都表明，西方的现代化是赤裸裸地以资本为中心、为资本服务的。

　　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西方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暴力、血腥的现代化。这种暴力和血腥不但表现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征服和瓜分，更表现在西方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争霸和战争。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饱尝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的恶果，而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其二，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输出型现代化。从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时期的商品输出，到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时期的资本输出，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模式输出，西方国家分别建立起了商品（工业）霸权、资本（金融）霸权和价值观（道路）霸权。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对内表现为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以人为中心不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对外表现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饱尝殖民压迫和现代战争之苦，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从探索之初就摒弃了西方零和博弈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就是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苏联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僵化、保守型现代化

　　中华民族曾见证了社会主义苏联的伟大。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打开缺口，世界现代化道路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一边应付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剿与遏制，一边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西方模式之外的现代化新道路。苏联在其短短70年间取得的现代化成就，足可证明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走向成功的现代化。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集中体现是斯大林模式，即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优先发展能够实现赶超资本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正因为斯大林模式在苏联早期现代化中取得的成功，使这一道路被固化下来。而当苏联确立了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的唯一正确性，苏联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彻底僵化了。

　　苏联现代化道路僵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扼杀了苏联党内外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可能性。表现在政治上，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形成，党逐渐脱落群众的监督。从苏共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 90%，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表现在经济上，苏共党内缺乏改革的动力和决心。最有可能带来理论突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体制”改革，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因素，在工农业生产稍有起色后即宣告终止。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主张继续深化改革的观点受到批判，排斥市场因素的传统经济理论重新主导了经济政策。即使在经济稳步发展时期，苏联也并未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把大量资源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这样，苏联把社会主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民主和富裕都抛弃了。

　　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曾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的工业化。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破除唯重工业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对苏联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深刻反思，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发展。

　　苏俄成立之初，列宁同志创造性地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从苏俄的实际出发，以粮食税、贸易自由和租让制来部分恢复国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但是新经济政策很快沦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被过早地抛弃。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前后提出“社会主义建成”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论、“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等，这些理论都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实事求是的认知，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发展中国家以模仿为中心的被动、植入型现代化

　　中华民族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探索。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成功，无论是较早开启现代化的拉美地区还是较晚启动现代化的非洲大部分地区，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马克思在描述西方工业化的场景时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表现在西方现代化的启动早、现代化的成熟度高。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影响力大，表现在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并且西方国家掌握着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认知：现代化就是西化。

　　当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启动现代化时，他们在政治上面临持续动荡的压力，在经济和社会上面临着二元结构的压力，而这些都是西方长期殖民统治的恶果。但马克思以印度为例指出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这种被动开启的现代化有一大矛盾性特征，就是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主义的色彩，在经济上则产生对于西方国家的商业、金融和技术依附。

　　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现代化浪潮开始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不具备早期现代化国家初始条件的情况下，普遍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企图以快速的经济增长摆脱落后局面，普雷维什称其为“模仿性资本主义”。但是从结果来看，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现代化起步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对发展中国家就是巨大的启示。这种启示就表现在中国完全摆脱了移植某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道路，而是主动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除人口规模巨大是自然特征外，其他四个特征都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还尤其重视非经济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实现持续的政治稳定；重视文化的力量，形成民族凝聚力；重视现代化中的人的价值，人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也是现代化的最终服务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不是模板，而是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因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

　　当福山高呼“历史的终结”时，中国式现代化正内外受困，外部是苏东剧变给中国造成的恶劣环境，内部是现代化新实践带来的理论困惑。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到一点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到底行不行。很快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给出了强有力的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行，而且创造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苏联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了光明前景，但是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从外部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西方政治上打压遏制，经济上“脱钩断链”，民族宗教领域打“民族牌”，极力破坏中国的现代化，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从内部看，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面临理论创新的需求。党的二十大对于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是，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当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至迟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们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是否面临马克思所说的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而当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是否面临从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这同样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李连广系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