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发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价值，需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善用话语。“好兄弟”，是中国家文化体系建构中的核心要素，也是打造新型文明关系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身份标识性话语、价值建构性话语、情感认同性话语、文明共生性话语，以其独特的话语张力，建构起国家之间平等对话、包容互鉴、沟通交流的桥梁。

　　一、“好兄弟”话语内含理论的承载力与文化的融通力

　　“好兄弟”是一种身份标识性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曾界定中乌是“相互帮扶的好兄弟”、中古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中阿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等，“好兄弟”话语明确了亲如一家、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身份属性，是对国家关系构建的身份认定，但其深层次意蕴更在于对身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好兄弟”话语内含理论的承载力，是中国传统孝悌之道及其秩序伦理在国家关系构建中的时代应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兄弟关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人伦关系，所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兄弟关系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依附于父子关系的次级关系，受同居共财社会条件及封建宗法礼教的影响，形成了以兄友弟恭、长幼有序、仁爱亲和等为特质的伦理规范，明确了“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的核心要义。伴随家族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历史演进，兄弟关系超越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种族关系的界限，指向亲如兄弟、情感相依、相敬相友的家国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坤》）、“天下一家，与我同轨”（《册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蜜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文》）等理念无不彰显中国兄弟文化内蕴家国同构的价值属性。

　　“好兄弟”话语内含文化的融通力，是消融中西文化壁垒的重要载体，也是中西文明交汇与价值同构的重要理念。西方社会重视家庭成员关系，一方面认为在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中，“任何人都是自由的，拥有同等尊严与权利，彼此应当亲如兄弟”（《卡森草案》），强调兄弟友爱及其兄弟责任；另一方面认为在人类大家庭中，“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强调兄弟平等及其内蕴的团结向心力。在兄弟关系构建与兄弟之爱情感表达上，中西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可见，“好兄弟”话语不仅能够在中国语境下说得通，在世界语境下仍可以被听得懂。

　　二、“好兄弟”话语兼具历史的支撑力与现实的建构力

　　“好兄弟”是一种价值建构性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助推“好兄弟”话语出场时，常以民族国家往来的历史记忆为载体、以人民情感互动的真诚度为例证、以传续历久弥新的兄弟情谊为指向，再现民族国家兄弟般往来的历史景象，勾勒起新时期国家关系建构的现实图景。

　　“好兄弟”话语具有历史的支撑力，源自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时期构建兄弟关系的丰富实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外交立场与外交原则，并广泛联结了爱好和平、追求平等、崇尚正义的民族国家与人民；另一方面，在践行“亲”“仁”“善”“和”“义”等兄弟文化中，积淀了“坚守底线、独立自主”“惠于援助、施于援助”“捍卫正义、和平为上”“崇仁尚礼、睦邻友好”的经验智慧，缔结与培育了如中越“同志加兄弟”、中巴“互为最可信赖的铁杆兄弟”、中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等。“好兄弟”话语深化了民族国家往来的历史记忆，将历久弥新的兄弟情谊传续。

　　“好兄弟”话语具有现实的建构力，内蕴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明互鉴等多维度全纵深协同性发展的价值指向，并在兄弟关系构建中形成了以“兄弟共在”为价值立场、以“兄弟共建”为价值准则、以“兄弟共赢”为价值追求、以“兄弟共享”为价值共识的互动逻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好兄弟”关系的建构中始终坚守政治立场、珍视传统友谊、厚爱人民，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未来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构建“好兄弟”关系的决心坚如磐石。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赓续兄弟情谊的发声，如“俄中两国人民亲如兄弟”“中国是伟大的东方国家，是赤道几内亚的好兄弟和可靠战略伙伴”“巴中友谊坚不可摧，巴方将永远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等，进一步为深化构建兄弟关系提供有效示范。“好兄弟”话语不是停留在历史扉页上的刻板话语，而是在新时期不断焕发生命力的鲜活话语。

　　三、“好兄弟”话语增进情感的粘合力与价值的认同力

　　“好兄弟”是一种情感认同性话语。习近平总书记用“最可信赖”“值得信任和倚重”“真正的铁杆”“雪中送碳的兄弟情谊”等真挚且有力量的叙事方式，紧密国家间的情感联系，并以“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等共情性表达，促进人民对命运与共价值理念的共振共鸣。

　　“好兄弟”话语增进情感的粘合力，中国共产党在用好“好兄弟”理念与讲好“好兄弟”故事中不断焕发兄弟文化的强吸引性。一方面，“好兄弟”本就是美好的象征，中国古代常用棠棣（常棣）、鹡鸰、杜木比拟不可分割的兄弟关系与亲如手足的兄弟情感，如“患难相顾，似鹡鸰之在原；手足分离，如雁行之折翼”（《幼学琼林·兄弟》），而西方社会也有“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的价值论断，“好兄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事物的共同期待；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讲好兄弟关系缔结与兄弟情感存续的故事，如中塞“春苗行动”雪中送炭的故事、中老“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肝胆相照的故事、中巴“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患难与共的故事、中越“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根和茎，如兄和弟”命运相依的故事等，通过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增强了各国人民对“好兄弟”的情感依存。

　　“好兄弟”话语增进价值的认同力，中国共产党在诠释什么是“好兄弟”以及怎样构建“好兄弟”时，强化了国际社会对兄弟共命运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能够为进一步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立足“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视域，兄弟共命运与人类共命运具有同质性，打造民族团结、政治互信、利益融合、民心相通、责任共担的“好兄弟”关系，则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历史潮流的重要举措，也是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必然要求，而“好兄弟”话语所彰显的“和合之美”的民族底色、“讲信重义”的民族品格、“真诚友善”的民族风范，无疑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文明之基。

　　四、“好兄弟”话语彰显叙事的生命力与文明的共生力

　　“好兄弟”是一种文明共生性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好兄弟”话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好兄弟”话语彰显叙事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潜移默化，滴水穿石。”叙事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着的文化思想力量与精神力量，而叙事的生命力则在于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好兄弟”话语是依托于中华文化与党的伟大实践而产生的特色话语，中华文化的兼容并包使“好兄弟”话语能够通达至不同地域乡土、适用于多元文化语境、超越血缘世系的局限、化解因文明差异而衍生的冲突摩擦，尽管在对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面临着西方社会设置的文化壁垒与话语陷阱，党的伟大实践所凝结的文化革新力使“好兄弟”话语在内容的延展上得以丰富、自塑的能力上得以增强、回应现实挑战的方法上得以灵活多样，其生命力依然在交流互鉴中得以彰显。

　　“好兄弟”话语彰显文明的共生力。全球文明倡议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独具风格特色的文明标识，唯有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平等对话与包容互鉴、共在与共生，才能构筑起世界文明百花园的绚丽多彩。“好兄弟”话语作为具有鲜明中华文明精神和世界文明共通的标识性话语，在国际交往中以平等、包容、互助取代压迫、霸道、剥削，中国在由大向强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化观、价值观与道路模式强加于其他兄弟国家，搞文化霸权，也没有和非兄弟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而是在尊重各民族国家的主体平等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推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作者李青璇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之鹏系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