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是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连续性”，革故鼎新的“创新性”，多元一体、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的基础上凝结而成的总体特性，是中华文明的独有特征与精神标识，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之一，丝帛文化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它蕴含着大传统视域下早期桑蚕崇拜的原始价值观，由其衍生的丝帛礼制、价值观念与神话叙事在华夏文明中从未断裂，以“献帛之礼”的民俗形态得以活态延承，在民族团结、文化互惠、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凝合作用。

　　一、丝帛文化延续“五千年不断裂”，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桑蚕文化与我国农耕文明同根同源。正如李济先生讲，中国早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出现了桑蚕业，大量考古材料显示，在中华文明诞生初期，桑蚕文化就已出现，无论是河南荥阳青台村瓮棺葬内出土的炭化纺织物，还是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所见“半割”的蚕茧，以及浙江钱山漾遗址中的丝织品、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黑陶上的“蚕纹”、妇好墓青铜礼器上附着的丝织物等，均证明我国育蚕织绸年代的悠久。至历史时期，大量丝织物形成了完备的种类体系，桑蚕丝织业飞速发展。

　　与此同时，结合诸如伏羲画蚕为丝、黄帝元妃嫘祖（西陵氏之女）始养蚕治丝、蜀王之先祖教人桑蚕等神话传说，可见在中国神话的象征叙事体系中，丝帛认同与早期“桑蚕”的神圣认知有关。例如，蚕及相关的“蚕神”信仰体系，一方面来源于其化蛹成蝶、类似死而复生的“再生性”，另一方面与蚕超强的生殖力相关，所以如教民养蚕缎丝的嫘祖神、蚕丛氏、蚕姑、马头娘等，都是女性身份。再如，作为神树之一的桑树，“扶桑”常常被认为是太阳的栖身之所，而汉代画像砖中桑林下男女交合的场景，体现出其与生殖相关的意义，桑树也是先民祈盼死后升天的媒介。

　　是以，器以藏礼，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可见中华丝帛文化与礼制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的等同意义。《礼记·礼运》言：“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养桑蚕就是为了织布帛，织布帛的终极意义是为了祭祀敬神，丝麻布帛是“事神致福”的媒介，也是求得神灵护佑的礼物。蚕桑吐丝制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原型编码，参与了华夏文明发生及延续的演进历程。

　　二、桑蚕崇拜衍生出的丝帛礼制，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农耕定居的传统生产方式决定了我国礼制文明的稳定与繁荣。石声汉在《四民月令校注》中讲，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养蚕织丝工作，正月“命女工趣织布”，清明“命蚕妾治蚕室”……六月“命女工织缣练”…… 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十月“卖缣帛敝絮”，丝帛生产“与四时合其序”，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有序生活是“桑蚕”“丝帛”礼制产生的客观基础。

　　因此，进入历史时期后，丝帛的神圣意义与国家政治、宗法等级及礼仪制度结合起来，遍布在中原王权国家的社会现实之中。在国家政治文化方面，养桑蚕、织丝帛的行为与君子德行等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丝帛与玉器一同比喻德行，如《礼记·礼器》所言：“束帛加璧，尊德也”，而德行是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根基所在，丝帛制品则成为统治阶层身份与地位的表征与符号，与道德、社会规则结合在一起“帛礼”，更是引导与约束民众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在宗法等级方面，“丝帛”被逐渐规范为礼制的物品，则成为等级符号象征体系中的重要原型编码，如《晋书·礼志上》：“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以区别身份不同。在礼乐制度中，丝帛服饰表达出“分尊卑、别贵贱”的等级差异，成为彰显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

　　三、“献帛之礼”促进互惠，是“化干戈为玉帛”的表征符号。

　　贵重的丝帛制品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馈赠的贽见信物，它是馈赠双方达成互惠与认同的重要纽带。孔子云：“礼之先币帛也”，在外交礼仪中，人与人往来以“币帛”为先，丝织物成为联系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钱玄先生在《三礼通论》中也提到，朝聘礼中除了繁文缛节的礼仪，作为经济实物的礼币中，就有丝织品。郭店楚简载：“币帛，所以为信与征也”，在礼节往来中，币帛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某种程度而言，它是诚信交往的表征符号，它既有“自上而下的‘礼贤下士’，又有自下而上的‘敬’”。无论是国家层面之间的政治往来，还是个人身份之间的交流，“束帛”“束锦”皆是礼物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除却玉，丝帛也身份等级的象征，更是诸侯见禹的献祭之礼与信物。

　　早期“桑蚕崇拜”蕴含的生殖崇拜，演化为“婚礼之帛”。例如，在婚礼仪式上的纳吉、纳征环节，就少不了以丝帛作为礼物相赠。《周礼媒氏》讲：“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士婚礼》言：“舅飨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姑飨妇人送者，酬以束锦。若异邦，则赠丈夫送者以束锦”，可见，纳征物品中，丝帛是必备之物，且根据等级、阶层不同，丝帛级别也不尽相同。同时，“桑蚕崇拜”蕴含的重生信仰，也演化为“丧礼之帛”。如荒帷（覆盖在棺椁上的纺织物）和铭旌（灵柩前的旗幡），以及丧礼中的致禭礼仪，即葬礼上的丝帛赠送，有“君人禭”“亲者禭”“庶兄弟禭”“朋友禭”等。更有大量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在婚礼与丧礼上，丝帛是调适不同关系的礼物符号之一，彰显出中华文化和平友好的交往原则。

　　四、丝帛文化认同推进汉藏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凝合物。

　　丝绸传入藏地后，在汉藏文化交融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重“汉缯”之俗是吐蕃时期的社会风气，“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旧唐书·吐蕃传》载：“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渐慕华风”。吐蕃丝绸的获取除了战争、互市外，还依靠朝廷赐品的渠道，唐德宗在《赐吐蕃将书》中讲：“假使踰于万匹……安人保境”，这种赐大量丝绸的举措，与“和亲”一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唐蕃矛盾。唐玄宗也曾言：“缯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鸿恩大造”，丝绸更是维系唐蕃交好的纽带，在民族团结与文化互惠之间起到了一定的凝合作用。

　　在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吐蕃接纳了汉地的帛礼文化，在松赞干布“重汉缯”的认同与推进下，丝绸所携带的精神意义与藏地原有的习俗进行重构与融合，进一步延伸与发展了丝绸作为礼佛物品的象征寓意，形成了“献哈达”的民俗文化。“献哈达”民俗现象是藏族同胞对农耕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同，是“献帛之礼”的当下实践，藏汉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培育、共同塑造了“以和为贵”中华的丝帛文化，丝帛这一文化向心力将各地先民联系在一起，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石，“帛礼”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凝合价值。

　　五、丝绸之路弘扬了中华民族和平互惠的精神特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声音。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通畅，彰显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是基于丝绸这一华夏认同的核心价值，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特质弘扬至全世界的历史实践。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位于丝路要道核心区域的新疆保留了大量丝帛遗物，它们在调适中央与地方、各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文化认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凝合作用，为彰显中华文明“和平性”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依据。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尼雅遗址，为《汉书·西域传》载“精绝国”故地，汉晋时期受西域都护（123年改西域长史）统辖。该遗址出土丝帛制品有锦、绢和刺绣三类，锦的纹样繁多，包括大花纹样锦、几何纹样锦和瑞兽云气图案夹织吉祥语纹样锦等，丝制品的品种多达十余种，集中展现了精绝城邦与汉晋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是中原王朝管辖西域，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邦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缩影。例如，1995年发掘的精绝王贵族墓，墓主人身穿“万事如意”铭文锦袍，锦袍上有来自中原汉风的茱萸纹和云气纹，纹样与文字蕴含着和睦、美好的涵义，可见此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就已融为一体，传递出不可割裂的亲情与凝聚力；男主右臂上绑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护臂，反映出精绝王族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也印证了中华文化对西域历史文化影响之深远，体现了了丝路沿线诸部族对中原丝帛文化的接纳与认同。

　　和亲是诸部族之间追求和平、友好、亲睦关系的途径之一，体现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避战言和的初衷，有利于维系和平交往的民族关系，维护中原王朝“大一统”的局面。汉代与精绝和亲，虽不见文献记载，但是尼雅遗址丝帛考古可见，锦被上穿插有“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吉祥用语，与西汉“信期绣”类似，贴合婚礼主题，是为“和亲”这类政治婚姻而由汉王朝官府作坊特制的专用织物，体现了中央王朝“以和为贵”的政治愿景，代表着西域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接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凝合价值，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特质的有力注脚。

　　循此而论，中华丝帛文化与农耕文明同根同源，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饱含着清晰的文化向心力，承载着价值认同、文化互惠及关系调适等功能，它既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礼制延承的符号载体，更是中华民族集体意识里潜含的价值观要素与深层理念，彰显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丝绸之路是基于丝绸这一华夏认同的核心价值，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特质弘扬至全世界的历史实践。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亚峰会的召开，就是基于这一“以和为贵”的丝路初衷，建构多方开放、合作、共享、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从未断裂且活态延续的“帛礼”精神的当下实践。

　　（作者孙海芳，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艺术遗产研究中心副编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