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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据此应当“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业内人士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加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布局。而农业科技的发展恰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撑,目前仍面临诸多瓶颈。将县域总部经济与农业科技发展紧密结合,犹如为农业科技注入了强劲的引擎。它不仅能为农业科技研发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还能吸引高端人才投身农业领域,加速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诞生和应用,进而推动农业产业实现质的飞跃,开启农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总部经济是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21世纪以来,具有特色产业的县域总部经济随着财政政策向内陆中小城市倾斜而壮大,凭借强大的劳动就业效应、消费带动效应等优势为中西部增添新的增长极。从乡村振兴视角来看,县域总部经济作为连接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经济形态,无疑能够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县域总部经济是聚集产业链的经济形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擘画产业结构。县域传统产业与大中城市本身具备内生动力存在显著差距,实现创新要素的集聚、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产业链韧性的强化都离不开产业链的结构布局。其一,在支柱产业方面重视以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电商物流和文旅产业等弥补乡村产业链的缺失环节,开展产业链招商、驻点招商,采用多渠道走访商会等方式,补足农业总部企业的缺位,并延伸至智慧农业、稻虾共生、水产基地等新业态,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精准度和成功率。其二,在主导产业方面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发展,细分下来,如新能源、生物制药、新型种养、生态文旅等行业有助于促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进农村三产融合,从而实现产业链的精准调节和发展。其三,积极引进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对相关企业而言属于经济标杆,由此以商引商、以链引商,拉动产业链相关企业的部分资源迁移、达成强化产业链目标。其四,即便不能引进龙头企业,通过项目建立中长期合作关系也能够释放足够的行业参照信息,与大企业的优质项目合作订单数量上涨有利于吸引相关企业进驻或是达成合作意愿。其五,通过合作项目疏通产业链条、改善产业内部的交互关联性,以项目和龙头企业作为参照信息,对同类型企业发出了强有力的资源信号,对互补型企业意味着新型合作的可能性,引致更多企业挖掘县域经济发展潜能,强化产业链的调节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县域总部经济的顶层设计对产业链的完善应当不仅仅是行政总部和营销总部的形式化引进,而是强化“总部+生产基地”模式对县域和乡村资源的优化整合,在实体经济层面充分促进乡村振兴。
县域总部经济是凝聚先进科技的经济形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提供内在驱动。新质生产力本质是通过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发展产生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而部分总部企业本身非常重视科技研发,在“脑体分离”后,尽管集聚科技、人才要素的研发部门与总部、生产部门、营销部门都处于分离状态,但是县域经济仍然可以在上游生产领域“搭便车”。首先,总部经济具有科技创新的研发优势,一方面以全国500强为代表的大型总部企业经济实力雄厚,重视R&D并且具有研发试错的容忍度,能够加快创新科技的转化周期,另一方面以大企业子公司为代表的小型企业总部,研发具有适应市场需求的灵活性,能够有针对性地实现县域特色产业的科技研发。其次,总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通常已经建立成熟的合作关系,这类路径有助于促进创新科技下沉,通过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县域特色文旅品牌的全域知名度,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例如生物制药产业以民族草药为核心的中草药研发培育,借助县域第一产业的中草药资源禀赋,深化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为药材深加工提供科技创新资源,再经由总部企业的包装宣传、电商物流等构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联合体协同合作提升企业间的交互关联性。再者,总部企业本身的人才资源能够通过科技研发和项目合作为县域三产融合提供智力支持,发挥企业人才在科研和市场之间的高效转化,弥补县域人才要素的缺口。
县域总部经济是整合空间资源的经济形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建设调节要素需求。诸多县域存在区位劣势导致“城-城”“城-乡”要素流动不充分和市场信息不完全,例如由于县域缺少专业化服务的市场主体,使得农业新质生产力难以成型。业内人士指出,与国外诸多总部小镇的成功案例相比,我国总部企业受制于配套建设不健全和缺少针对性的公共服务,相关研究认为,民企总部迁移与在地的高端要素资源获取、城市软硬环境等因素有显著关系。对此,一则通过总部经济的相关部门和产业链的相互协调,让内部要素得以流通整合,譬如加强新基建补短板,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以数据、大模型、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集聚等措施,改善资源错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则借由总部企业的合作关系打通农业新质生产力“飞地经济”的任督二脉,使不同行政区域的市场资源强化联络与沟通。三则通过总部企业的产业链和产业链中的生产关系完成农业产业的要素集聚,比如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带动传统乡村产业的发展,“链长制”不仅要求产业的充分联结,更为重视产业链中生产关系的优化配置,促进乡村产品的品牌化,打开乡村生态产品和经济产品的市场路径。以某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例,省市一体化建设数字公共服务环境、数字工业生态环境和数字农业生产环境,造就跨城“自助办”“专区办”,构建起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该县积极发展数字农业和特色产业,成为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县。
县域总部经济是着力生产规模的经济形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明确规模路径。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需要形成真正的产业集群,实现规模生产的良性循环。产业集群是国内外总部经济的成功标志,至少不能脱离三个要素,即企业具有交互关联性、地理集中性以及根植性。第一,总部企业的交互关联性使分散于建筑、服务、医药、旅游等领域的企业有业务交流,拓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的路径,比如当地中医药原材料培育与医药研发加工,本地森林康养产业与文旅产品开发,水力资源与小水电产业,林业与建筑加工业等。第二,总部企业的地理集中性不但有利于集中办公,在国土空间规划开辟规模化产业园区等措施也满足了实体经济的用地需求。第三,总部企业的根植性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引进知名大企业子公司总部,本身能够稳定输出全国性品牌效应,帮助乡村农业品牌拓展知名度,另一方面小公司则通过新品研发与乡村市场主体共同创建标志品牌。由于县城和乡村在有限行政区域和生态红线限制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大规模生产,针对这一点,总部经济“脑体分离”的特性减少了空间和用地需求,因此,县域总部企业的产业集群促使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向现代化、规模化靠拢。
县域总部经济是聚焦绿色产业的经济形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品牌输出树立“两山”标杆。对绿色品牌的输出,一是创新文化宣传,县域文化、乡村文化和民族文化是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具备打造文旅品牌的先天优势,也为高校、中小学提供户外农业文化研学场地,总部企业能够为此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创新流量效应,总部企业助力引入“演出经济”,对标视觉经济,引进电视剧拍摄、巡回演出、自媒体直播以及民族活动演出能够直观地展现出乡村和县城风貌,广泛和持续的曝光能让更多群体注意到这里,增加争取社会注意力分配的方式。三是创新品牌宣传,县域和乡村为本地第一产业申报县级、省级和国家地理农产品,建设森林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放大县乡地区的特色资源禀赋,彰显绿色产业实践“两山论”的经济价值,而借助总部经济的“总部+项目”模式投入科技研发力量,也能反过来增强相关企业的留驻意愿,挤出匹配性和留驻意愿弱的企业,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精准匹配的质量、明确产业集聚的方向。
在建设美丽乡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县域总部经济顺应时代需求和变化,将城市、县域和乡村有机联结为经济共同体,突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产业集聚,成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点。
(作者:罗珊,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治理;苏时鹏,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资源环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