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乡村振兴及农文旅融合的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文化续写与传承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愈发凸显。各地政府和各领域的研究者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文旅融合的进程中，针对乡村文化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叙事与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步担负起探索、记录与传播当代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的重任。作为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需要与时俱进，响应国家战略号召，聚焦当代农村“新貌”、农业“新业”、农民“新人”，用影像书写的力量描绘新时代的乡村图景，使影像生产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进的重要文化力量。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在城乡结构大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一系列激烈而深刻的变化，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时代背景下的美丽乡建、生态宜居的和谐图景背后，大量的乡村文化景观被改造或拆除，导致本土农民的原始生活生产方式改变、农村人口外流、传统习俗与活动消减以及乡村文化传承受阻，乡村景观商业化和同质化、村落文化与载体破坏等对影像的内核表达具有较大影响，传统的乡村景观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步消失，乡村摄影的拍摄对象和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对当代乡村影像的创作者在作品内容挖掘上造成了新的挑战。在新摄影思潮的影响下，摄影师可以采用更加独特的方式去表达，也可以借助如“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艺术节”等学术活动作为与国内外摄影家进行学术交流和优秀作品展演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但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摄影作品的市场认可度不高，摄影师的经济收益有限。因此，如何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保持当代乡村影像的活力和深度，是当前乡村摄影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先人们的经验、智慧和知识汇集成了厚重和深沉的共同记忆，文明得以延续。共同的记忆具有情感、认同、建构和凝聚等功能。扬·阿斯曼在著作《文化记忆》中提出，文化记忆是民族内部的凝聚性结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是通过特定的媒介和形式被建构和传播的。乡村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媒材，具有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唤起观众对乡村文化的记忆和共鸣。文化记忆自身具有文化存储属性和凝聚功能，与影像具备的记录和传达属性相映成趣。将文化记忆赋能当代乡村摄影的叙事表达，摄影师就能够依托镜头语言对文化记忆中的如乡村地理风貌、历史沿革、文化遗迹、民情风俗等文化记忆变迁的脉络进行描绘，实现在地文化的记述与存储，从而形成记忆后进行传承。当代乡村摄影的创作不仅是在地文化的书写，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达。它将伴随着城乡改革的步伐日益凸显其社会意义，同时会在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发挥深远的文化价值。总之，文化记忆作为社会群体的文化共同体，赋能乡村影像的叙事表达，对自身的文化身份构建和民族文化精神认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认知视角迁移，触发身份认同

　　数字时代背景下，作为媒介担当的乡村摄影不仅是专业摄影师描绘乡土山河的“画笔”，也是当代乡民观世界、表情感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乡民积极参与到影像的创作中，用镜头记录自己眼中赖以生存的一方乡土。他们既是被观者也是观看者。在乡村文化不断被观照的背景下，乡民的经历与记忆被唤醒，认知视角也逐步迁移，逐步形成身份认同与代际记忆，从而参与乡村叙事，建构精神原乡的文化记忆。这种认知视角的迁移和身份认同不仅增强了乡民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也开辟了当代乡村形象的传播路径。《山村学子的今与昔》就是草根农民摄影师刘向阳从一个农民走向摄影师角色所创作的系列作品，身为农民的刘向阳十余年走遍360多个村庄，用相机和镜头致力于贫困儿童教育事业的记述与帮扶。同时，住在福建闽南偏僻山旮旯里的农民摄影师李天炳，扛着老式座机走遍了闽西南的贫困山区，为当地群众拍了几十万张照片，村民尊称他为“天炳师傅”。他的摄影作品参加了《2004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民间的力量》等展览，成为被国内外媒体频繁报道的乡村摄影师，这些作品是他六十多年来走过的几十个乡村生活和精神面貌变迁的唯一视觉记录。文化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跨代际延续和共享，摄影师通过乡村摄影这一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大大推动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延续，避免了文化断层和遗忘。

　　集体行为创造，聚合情感能量

　　行为是情感的外显，更是强化身份认同与构建文化记忆的有效路径。乡村摄影本身作为一种艺术性实践行为和活动，就是在充分展示乡村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提升乡村的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行为，它有助于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乡村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底蕴与群体意识深深滋养着集体的情感。因此,摄影师在乡村摄影的创作中不断地再现集体所熟悉的文化、情感与地域符号，黏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创造集体认同后融合升级成的文化形态。摄影师张寒烟用镜头记录湘西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和民俗文化，作品《苗族鼓舞锄禾扬穗》《凤凰古城端午节龙舟竞赛》反映了湘西人民欢快、活跃、热闹的节日场景，通过对集体行为的民俗活动的影像记录和受众的身份认同，强化了湘西人民民族情感和节庆氛围，而这也是对本土文化的赓续。摄影师曾毅拍摄的海阳渔村一家渔民全家福的作品《海鸥飞来农家乐》，通过虚化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家人形象而强化相机的虚实对比手法，传达了渔民们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同时，其作品《守望》则记述了安徽西递宏村一座老宅子前聊天的淳朴善良的老人们。这些作品体现摄影师难忘故土乡愁的同时，也打动着观众的情感，激发了思乡之情。由此可知，身份认同本身就具备情感属性，它是一种情感表达和诉求，是一种情感体验形式。个人与集体的情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个体的认知和视角会产生不同的情感，而所有情感能量的聚合则会激发身份感、认同感、归属感。在这个情感聚合的过程中，影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影像的历时性向度和共时性向度的交叉叙事记述方式，可多维度调动乡民与受众的情感发生，并在理解力、目标和信念感等向度上产生共鸣，从而构建起文化与情感的认同。

　　乡村文化与生活是鲜活和立体的。影像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传达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的观看场域、乡村文化的呈现、乡村形象的构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能使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更深邃。在乡村振兴和农文旅融合背景下，作为向受众展现乡村文化发展脉络、演绎乡村生活的鲜活生命力、构建乡村美学范式以及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乡村摄影的直观性、写实性和高效传播性的媒材特征，成为挖掘和再现乡村文化多样性表达、传播和传承的重要艺术形式。作为当代艺术工作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深入到乡村进行不断地探索，运用文化记忆理论赋能乡村摄影的创作，通过影像视觉艺术的有效叙事表达，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并尝试寻找这些文化体系下的社会形态模式，充分展现当代乡村的美丽与独特性，重构乡村文化，引领乡村新风尚。借助影像的力量唤醒受众对乡土文化的记忆、深层的情感认同，促进乡村文化的创新和再生产，这对乡村振兴与农文旅融合的发展、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卓婧，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