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春运是铁路电子客票实现全覆盖后的第一个春运。对于远在他乡奋斗的人来说，一张张小小的火车票承载着思念，也是铁路发展的见证。几十年来，中国铁路不断发展，火车票也随之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主任康顺兴作为收集火车票的老“票友”，工作30多年来一直在售票车间工作。说起火车票的变迁，康顺兴可谓如数家珍。
“20世纪80年代铁路运营的车票是硬板的常备客票，售票员卖给旅客的车票最终取决于票号，售票员拿到车票后会进行日期打印，然后再拿糨糊进行粘贴，这样才算是一张完整的车票。”康顺兴回忆说，当时出票过程最快也要3分钟。
90年代，计算机打印的红色软纸票正式投入使用，从“做手工”到“敲键盘”，售票速度从几分钟压缩到几十秒，对于这种客票，售票员只需输入日期、车次，就可以实现一键售票的功能。
“不论是硬板票还是红色软纸票，都需要人工检票，每个检票口大概需要8个人同时作业，一趟1000人的列车光检票就要半个小时。”北京南站客运车间主任陈慧敏说道，这种方式不仅浪费人力，更会延长乘客的候车时间。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后，蓝色磁介质票开始出现，自助验票闸机投入使用，乘客可自助刷票进站，大大提升了进站效率。
从2010年起，互联网购票功能进入大众视野，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进行车票购买；2011年下半年，部分地区车站已经可以刷身份证进站乘车，这也代表火车票开始进入“无纸化”时代；2020年4月29日，全国内地高铁以及城际铁路实现了电子客票的全覆盖，同年6月20日，全国普速铁路也对电子客票进行推广实施。
从纸质票到电子票，从人工售票到网络售票，火车票从“有”到“无”的不断变迁，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在其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火车速度的变化，更能看到铁路服务品质的逐步升级，看到铁路人在建设交通强国道路上的奋斗足迹。
（光明日报记者訾谦、董蓓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4日 05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显眼位置陈列着一辆车身变形、伤痕累累的轿车。这辆车的车牌号是川FA8512，与灾难的日子巧合，地震将它伤得面目全非，但它并没有被震垮，仍然可以开。地震后车主开着这辆车去修理厂，途中被网友拍下来传到网上，引发热烈关注。这辆车被称为“史上最牛汽车”，它的坚强，正是灾区群众坚韧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辆车的原车主杜模明是地震重灾区德阳汉旺县人。地震发生时，这辆车所在的车棚完全倒塌，塌下来的墙砖、预制板以及车棚铁皮，重重砸在它的身上，并将其完全掩埋。9天后，消防官兵用切割机将预制板和铁皮车棚切开，才将它移了出来。
车体受损严重，车顶塌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右边车门、车窗、车灯全部坏掉。然而，这辆车的发动机、变速箱、仪表盘、底盘、车内线路、刹车系统甚至音响都还可以工作。杜模明惊喜万分，将其开到修理厂去修理。
汽车艰难前行的图片在网上传开后，网友纷纷跟帖：“坚强、前进、不放弃就是英雄”“我们太需要鼓舞、太需要坚强的信念”……正如杜模明所说，这辆车映照的是“压不倒，震不垮”的精神。
后来，该车的生产厂商为车主免费置换了一辆新车。“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建成后征集文物，公司就将这辆“史上最牛汽车”捐赠给纪念馆永久展出，也将这种压不倒、震不垮的坚韧精神呈现给世人。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3日 06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孟歆迪
“就是这了！”“内饰又黄又旧，穹顶像块破席子都快塌下来了。”但这些却掩饰不住老建筑独具韵味的美。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第一次站在这座老建筑里时，就开始把它与想象中的证券交易所大厅进行比对。
如今的孔雀厅是中国证券博物馆展厅。中国证券博物馆提供
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里鸣锣开市，掀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的历史篇章。直至1997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迁至陆家嘴上海证券大厦，中国证券博物馆则于2018年12月22日在此揭牌成立。
这栋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是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它的前身“礼查饭店”是上海开埠后中国最早的西商饭店之一，1959年后更名为“浦江饭店”，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亚洲最豪华的饭店之一。
这里最早使用煤气、自来水，首批安装电灯，最早放映电影、举办西方马戏团演出……经常成为中国最早接受国际新鲜事物的场所，承载和积淀了海派文化和上海情愫。
让尉文渊“一见钟情”的是原礼查饭店最具特色的主厅——孔雀厅。这里曾是上海滩最豪华的舞厅，也是最著名的社交场所之一，其建筑装饰综合了巴洛克式和维多利亚式风格。
孔雀厅厅内四周建有12根高耸的汉白玉罗马立柱，柱头装饰着繁复精巧的雕件，地板呈现着全柚木拼接出的精美图案。二楼是12个典雅的半圆形包厢，包厢底部附着抽象的孔雀尾羽图纹。当年的穹顶上镶嵌着精心设计的彩色玻璃，阳光透过时在整个舞厅内形成色彩斑斓的图案，与大厅内的其他建筑装饰交相辉映、美轮美奂。
站在现在的孔雀厅中，我们还能看到上交所“第一代”和“第二代”交易席位的原始物件。在交易席位上，身穿红马甲的人物塑像坐在电脑旁，双手放在键盘上，代表着证券公司的“驻场交易员”，仿佛正在场内参与股票交易；大厅中央区域身穿黄马甲的人物塑像则神情严肃，似乎在交流着什么，展示了当年交易大厅场内管理员的工作状态。
如今，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国家金融战略目标，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入驻上海金融交易广场，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打造着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新布局。而这座充满魅力的老建筑，却悄然给时光与历史按下定格键，让后人得以追溯与回味。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30日 06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这是深圳市档案馆收藏的一页邓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笔力遒劲，力透纸背。
1980年，党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人民敢闯敢干、开拓进取，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写的题词。深圳博物馆供图
但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对经济特区建设的责难和非议也多了起来。重要时刻，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和广州、上海。看到经济特区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感受到人民群众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邓小平同志郑重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对经济特区工作的肯定，更饱含着对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殷殷期待。
40年来，经济特区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花费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这是对经济特区干部群众的鼓舞，更深蕴着对经济特区建设的谆谆嘱托。
一份期待书写在经济特区的土地上，一声嘱托铭记在人民群众心间。进入新时代，昂首新征程，经济特区勇担使命、锐意进取，必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记者底亚星、严圣禾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6日 05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常河
一张纸，因为有了18个鲜红的手印，变得沉重而悲壮。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份“红手印”永久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编号GB54563，国家一级文物。资料图片
如今，这份“生死契约”永久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编号GB54563，国家一级文物。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严立华家摇摇欲坠的茅草房里，一盏油灯照亮18个庄稼汉略显亢奋的脸膛。“大家来到我家，有的坐在草垫子上，有的蹲在地上，屋子中间有一张小矮桌，连茶杯都没有。”严立华回忆说。
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开门见山地说：“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填饱肚子？”
社员们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有的说：“50年代初，土地归各家各户，生产干得热火朝天，什么矛盾也没有。”有的说：“小岗都穷到梢了，不分到户不行的！”
“绝密会议”开了三个小时后，严宏昌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下上述内容，18位农民以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按下了鲜红手印。
“我们当时就是想活命，作为农民，只能向土地讨生活。”严宏昌说，“当时生产队饿死了60多个人，饿绝了6户。”当时的小岗村，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经常闹灾荒，农民大多外出乞讨。
由于煤油灯光十分昏暗，加之当时气氛紧张，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契约”写得歪歪扭扭，句子既不连贯，也没有标点符号，而且还有很多错别字。18位农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被饥饿逼迫而立下的这份“生死契约”，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
会议一结束，小岗村民连夜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18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不仅直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第一乐章。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就此结束。
他们无意走进历史，却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回重要角色。
摁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定格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小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小岗人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3日 06版）
【文物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禹爱华 龙军
“谌所长：昨天我组的罗孝和同志从海南回院，说我院在海南工作人员还缺乏一些生活物资，主要是油、豆类，现特派我组张健、郭桂生二同志前来贵场请求支援，请你大力协助解决为盼！”
袁隆平手写“求助信” 光明图片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东岸的隆平水稻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封珍贵的信件。这是袁隆平写于1975年1月31日的一封“求助信”，收信人谌海丰，是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时教过的学生。
作为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袁隆平从1964年便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为了加快杂交水稻研究速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制种技术攻关研究小组，并提出了“夏长沙、秋南宁、冬海南”的计划，想利用海南气候温和的自然条件，加快繁殖育种的过程，缩短培育周期。自那以后，研究小组不顾车马劳顿，每年都要踏上往返海南的路途。
海南的育种实验田远离城镇，生活物资非常缺乏。每次从湖南去海南，小组成员都会从家里多带一些腊肉、腊香肠。罗孝和是管伙食的会计，从老家带去的腊肉等食物，都由他小心翼翼地保管着。海南的气温高，腊肉到海南之后每天都会滴油，肉的重量就减轻了。眼看着腊肉“日渐消瘦”，他着急地向袁隆平报告：“袁老师，今天又减少了二两！”
进入1975年，正是育种紧要关头，研究小组在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食用油等物资即将断档，厨房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正当大家焦头烂额时，袁隆平想到了在湖南安江农校教过的学生谌海丰，并给他发出了“求助信”。
时任湖南省常德津市涔澹农场农科所所长的谌海丰收到信后，立刻上报给农场党委。涔澹农场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迅速调拨了油、豆类等物资，还杀了两头猪腌成腊肉交给两位同志带走。
2019年9月，隆平水稻博物馆建成开馆。2020年1月8日，谌海丰的女儿谌建云遵照父亲遗愿，将这封珍贵的“求助信”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2020年7月，“求助信”被文物部门和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隆平水稻博物馆馆长张璎说：“这封信虽然简短，却有力证明了杂交水稻科研之路的艰辛与不易，充分体现了杂交水稻科研团队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2日 05版）
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一个阳刻有“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和一个公章模样的立式铁块，陈列在馆内显眼位置。它们来自攀钢的第一炉铁，无声诉说着当年激动人心的出铁故事。
图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收藏的刻有“攀枝花”字样的铁块。资料图片
1969年12月4日，渡口市（渡口市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市）革委会根据周总理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七一”前渡口出铁的指示精神，在弄弄坪组织冶金、建工、交通、林业、电力、铁道兵、解放军等单位共3万多人的队伍，打破行业、专业、生产、基建等界限，由十九冶统一安排施工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弄弄坪大会战。经过一番紧张的战斗，攀钢于1970年6月21日开始烘炉，6月23日装料，28日点火送风，29日炼出第一炉铁水。此为攀枝花建设史上有名的“七一”出铁故事。
1970年，渡口市革委会把当时担任渡口歌舞团副团长的乐华侨调到政工组。“七一”出铁当天，市革委要求设计制作一批纪念铁，由乐华侨指导制作。最初设计制作的一批纪念铁为横式，上面印有“攀枝花”字样，经市革委领导审查后就开始发放，乐华侨本人收藏了一块作为纪念。发放出去之后，大家发现这个横式的不好保管，太大又比较重，市革委就要求做一批像公章一样立式的，方便保管。后来，横式的纪念铁发放给县团级领导干部作纪念，立式的纪念铁发放给地市级领导干部作纪念。
2003年，当时正在筹建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乐华侨就把他收藏的纪念铁捐赠给了纪念馆。2020年6月10日，经专家评估定级，认定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藏文物1970年攀钢“七一”出铁纪念铁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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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两块宝贵的纪念铁，成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8日 05版）
光明日报记者 刘勇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李青坡
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的全景展台内，身着蓝色工装的“雷锋”正站在一辆巨大的黄色推土机上整装待发，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
1958年11月，雷锋为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毅然报名来到鞍山钢铁公司，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成为一名推土机手。当时，车间内共有大、小两种型号的推土机，车间领导考虑到雷锋身材矮小，决定让他开小车。可是，雷锋却说：“开小车干活慢，我有十分力绝不使九分，这点儿困难我能克服。”于是，雷锋就驾驶了这台斯大林80号重型推土机。凭借着吃苦耐劳，善于动脑的工作态度，很快便扭转了同志们对他的印象。
组合场景《爱岗敬业的推土机》
在作业中，雷锋驾驶着推土机每天同煤打交道，常常弄得满身油污。可雷锋却依旧抢着检查加固零件，从不怕脏怕累。在操作时，由于个子小，坐在驾驶室内看不见前面的推土铲，站着开车又直不起腰，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雷锋只能猫着腰工作。一天下来，腰酸背疼，汗流浃背，但雷锋的脸上始终洋溢着阳光的笑容，从未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
能够熟练驾驶推土机以后，雷锋发现，每当推土机出现故障时，找维修工人修理很耽误时间，车间生产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向修理工人学习维修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推土机的性能和一般故障的排除方法。这样，既节省了维修费用，又保证了生产效率。雷锋的这一行动在车间里产生了强烈反响，他的经验很快被推广起来。车间里的很多工人都成了既能操作又能维修的多面手。
1960年，雷锋参军入伍。在鞍钢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雷锋与他使用的推土机一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屡获殊荣。1973年3月，为了铭记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中共鞍山市委授予这台推土机“雷锋号”荣誉称号。“雷锋号”也自此成为鞍钢人心中的“传家宝”，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职工，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1995年3月，为了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鞍钢决定将“雷锋号”无偿捐赠给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2日 05版）
光明日报记者 马荣瑞
在安徽蚌埠的淮河水利委员会治淮陈列馆里，悬挂着一面紫绒金丝绣锦旗，锦旗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金灿灿的大字，笔力遒健，气势如虹。
治淮陈列馆讲解员江博君介绍，这面锦旗并非历史原物，而是聘请苏州工艺巧匠制作的复制品。这面“复制”的治淮文物不仅勾连起70年前那段如火如荼的治淮历史，也见证了新中国治淮思路与治淮机构的不断沿革。
这面锦旗深情讲述着新中国治淮人的时代风采。图片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
1951年，由邵力子任“代理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一行32人代表毛泽东主席视察治淮工程。临行前，毛泽东亲自会见了邵力子，并嘱托他将绣有自己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4面锦旗，分别赠予治淮委员会以及河南、安徽、江苏3省的治淮机构。
早在1950年3月，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在南京成立，随着政务院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工程总局奉命迁往安徽蚌埠，随后，国家治淮委员会成立，蚌埠正式成为治淮“中枢”。
因此，1951年5月3日，中央治淮视察团第一站就来到安徽蚌埠，邵力子亲手将两面锦旗，分别授予治淮委员会和皖北治淮指挥部。
为配合毛泽东题词，《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治淮视察团《告淮河流域同胞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迅速传遍了沿淮工地。据统计，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上堤民工达220万人，各地参与治淮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大专院校学生超过13000人，淮委在水陆运输线上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将20多亿斤的治淮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送上工地。
随着新中国治淮工作不断深入，党中央的治淮思路与治淮机构也在不断调整。1958年7月，治淮委员会撤销，此后13年间，治淮工作由流域内苏、鲁、豫、皖四省分别负责，而那面锦旗也在人员与机构不断整合中不慎遗失。
1971年，为加强治淮工程规划，特别是实施省际大型骨干工程，经国务院批准，治淮规划小组办公室（淮办）在蚌埠办公，此后，治淮委员会又在蚌埠恢复重建。1975年，为庆祝新中国治淮25周年，淮办聘请苏州工艺巧匠复制了那面承载着激情岁月的治淮锦旗。
2010年10月18日，为纪念新中国治淮60周年，治淮陈列馆正式开馆，这面锦旗向来访者深情讲述新中国治淮人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时代风采。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3日 06版）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内，一张泛黄的稿纸引人注目，纸上苍劲有力的音符默默述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音乐家周巍峙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谱曲的手稿。这首曾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英勇杀敌，唱响半个多世纪的战歌，又一次将我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1950年周巍峙为《志愿军战歌》谱曲的手稿。抗美援朝纪念馆提供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一师奉命第一批入朝作战。在志愿军入朝前夕的动员大会上，时任炮兵第1师26团5连指导员的麻扶摇被战士们高涨的热情感染，随即写下一首出征诗，在随后的营、连举行的誓师大会宣读，并将出征诗抄写在军中的黑板报上。此后，这首诗便在志愿军部队迅速流传开来。
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一文中，引用了这首诗。1950年11月26日，该通讯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周巍峙读到了这首诗，被诗的豪迈气概和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仅仅半个小时，他就一鼓作气谱出了曲。
歌词虽短，但周巍峙在创作时却进行了仔细的构思与推敲。为了展现出志愿军将士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在“雄赳赳，气昂昂”与“保和平，卫祖国”四个小节上都没有用附点，进而表现出志愿军快速行军，赶赴前线的特点与昂扬向上、刚强坚毅的革命精神。后面两句“跨过鸭绿江”和“就是保家乡”在音调上有所展开，以显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最后“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用坚定的节奏唱出，在强有力的高音上结束全曲，更显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誓死挫败顽敌的坚决意志和必胜信心。
作品发表后不久，周巍峙接受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将“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用顿音唱出，显得更加坚定有力。195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为名，再次发表了这首歌曲。后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此歌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由此，“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在神州大地唱响。
（光明日报记者刘勇 光明日报通讯员李青坡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2日 06版）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今年元旦正式开放的解放海南登陆纪念馆内，展示着一台军绿色的汽车发动机，浓重的机油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印记。纪念馆解说员说，这是从当年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中使用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汽车发动机复制品，原件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
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改装在木帆船上的汽车发动机（复制品）。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摄/光明图片
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征集足够的船只，是取得渡海登陆作战胜利的关键。没有足够的船只，不仅无法渡海，也不能进行海练。国民党为防止我军渡海，在往海南岛撤逃时，将雷州半岛能渡海的船大部劫走或烧毁，筹集船只成了当时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共征集到了木船两千多只。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军舰，解放军把近一百艘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把机帆船用作护航炮艇队。第40军在总结海南岛登陆作战时，指出“为确保指挥、交通和加强护航火力，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用汽车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改装成70余只机帆船，在渡海作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原北京军区政委，解放海南岛战役时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2010年4月27日在纪念海南解放60周年报告会上说，为什么要搞机帆船呢？木船加上发动机，那不快嘛？没有风也可以跑。机帆船分三种用法：一个是通讯，在海上和各个部队运动联络；一个是各级指挥船；还有一个就是改装成土炮艇。木帆船它是个运输工具，它不是个战斗工具，加上炮它就是个武器船，是个战舰。刘振华回忆，当时专门搞了一个造船厂，组织一批技术人员，把缴获国民党军的六轮大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安到船上。刘振华说，除此之外，当时解放军还改装了一种土炮艇，土炮艇装的炮主要是五七战防炮、五七高射炮，都是直射火炮，可以直接打兵舰。正是有了这些船，才打得敌舰掉头逃跑，击伤敌舰队司令王恩华，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木船打败军舰的海战奇迹。
“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从北到南，一路上缴获了不少国民党部队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当年美国的吉姆西汽车和道奇汽车公司生产的T234卡车。目前收藏在军事博物馆中的这台发动机，是战争胜利后在海南岛发现的。研究人员推断，它应该就是道奇汽车公司生产的，很有可能是从T234中型卡车上卸下来的。”海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世杰说。
一台小小的汽车发动机犹如一个缩影，既折射出人民军队的无穷智慧，更展示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战士攻坚克难、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2日 05版）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礼炮轰鸣，庆祝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此站立起来。
70多年后的今天，走进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礼炮作为开国大典的重要见证物，向观众默默讲述着那段历史。
开国大典上使用过的礼炮。国家博物馆供图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但当时并没有专用礼炮。8月中旬，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传达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决定从张家口等地调来老式山炮，来源主要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及山西兵工厂仿日本山炮制造的三六式山炮。同时，从各炮兵部队选调军政素质好的排、连、营干部和战斗英雄，组建礼炮团。
筹备过程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礼炮团将108门礼炮分为两组，54门参加典礼，另外54门备用，并对每一门炮和每一发炮弹都进行了严格检查和擦拭，对底火部位检查更加细致。礼炮炮弹是专门制造的，没有弹头，由木屑压制的圆柱体堵住药筒，鸣放时后坐力较小。
为了完成在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的光荣任务，华北特种兵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各炮兵单位抽调了优秀的指战员和一百余门火炮，集中至北京先农坛进行专门训练。
经过计算，开国大典时，从毛主席按动电钮升国旗到升旗完毕，共计2分5秒，所以28响礼炮必须在2分5秒内放完。也就是每门炮要在每4秒半齐放一次，因此每个炮位三名炮手要在3秒钟内完成退弹壳、取炮弹、装填和发射四个动作。为了练好这四个动作，在北京三个最炎热的月份，上百名炮手头顶烈日，膝跪黄土，紧张操练。四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每天重复上万次，单是跪地和后脚支撑的动作就把马靴给磨穿了，炮手的手指被炮闩等夹伤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没有人有过半句怨言。
开国大典当天，礼炮被整齐地安放在东三座门内（即现在公安部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位置），炮口面对墙体。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正式举行，54门礼炮齐鸣。
开国大典为什么要选择54门礼炮鸣28响呢？据原礼炮队负责人回忆：“毛主席说28响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了28年。”而决定用54门礼炮的原因一度众说纷纭，但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它代表着当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单位（45个单位加9个方面的特邀人士），以此象征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
开国大典后，这批礼炮又被多次使用，后经7312厂改造，存于北京某炮库。198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筹备“近代中国”陈列，多方联系相关部队和单位，终于在1988年9月将其征集入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9日 06版）
浙江嘉兴，沈钧儒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面小国旗，它曾经一直摆放在沈钧儒的书桌上，是他珍贵的物件。
南湖革命纪念馆供图
这面小国旗由一块纵21.5厘米、横13.5厘米的长方形红色棉布制成，右上角用黄色布头缝制成新中国国旗的图案，因为年代久远，可以看到小国旗上有点点斑驳，以及几处细小的蛀洞。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后，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来到解放区。沈钧儒作为首批北上的代表，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在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沈钧儒其实并未直接参与国旗、国徽等拟定工作，但他将此事一直记挂在心上。为此，在1949年7月初，沈钧儒特地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从北平寄到上海，请当时从事美术工作的三儿子沈叔羊提一些意见。
国旗的方案最终确定为“复字第32号”五星红旗图案，沈钧儒非常喜欢这个象征着团结的图案，回家后便请家人帮他制作了这面小国旗，并一直悬挂在自己书桌案头的小旗杆上。据了解，这面小国旗在沈钧儒的案头悬挂了15年，直到他逝世后才被取下。
（光明日报记者李睿宸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9日 05版）
狱中绣红旗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奇柯
在重庆歌乐山脚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白公馆看守所平二室至今仍陈列着一面狱中革命者用绣花被面制作的“五星红旗”（右图），记录了狱中革命者的爱国之情。
资料图片
1949年10月7日，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从难友黄显声将军那里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当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同室的难友后，大家兴奋不已、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激动地耳语欢呼：“新中国成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此时的他们是多么高兴啊！因为他们浴血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而今，梦想已经变成现实。
夜已深了，革命者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激动得不能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眼见这热烈的情景，罗广斌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他把自己被捕入狱带进来的红色绣花被面拿出来，把绣花拆掉。然后，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五颗星应贴在哪里、按照什么图形摆放。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贴在其周围成一个圈，象征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红旗做好后，大家高兴地吟诵道：“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随后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后来，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8日 06版）
光明日报记者 耿建扩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李艳辉
今年88岁的路福贵老人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冀东日报》——出版于1949年5月21日的中共冀东区党委机关报（总1068期）。报纸只有两版，不仅在头版刊载了《上海前线我军进入浦东区歼敌万余》等消息，还在二版公布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新招收的177名队员名单，路福贵的名字赫然在列。
冀东日报路福贵供图
“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百万雄师下江南，冲锋陷阵追歼穷寇’和‘数十万干部紧随其后，全面接管，建立政权’的那段历史。”穿越时空72年，每当路福贵抚摸起这张塑封的报纸，自己参加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记忆便浮上心头。
路福贵出生于唐山市丰润区。1949年5月，当获知祖国号召干部南下，要为共和国大厦清基打夯的消息时，他刚刚16岁，就读于省立唐山中学（现唐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为了奉献自己的力量，路福贵几乎是第一个报名南下的学生，在他的带动下，同班同学果荫常、董吉臣、齐树光也踊跃报名。
后来，路福贵得知，当年根据中央指示，冀东区党委共抽调3410人，组成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后分赴湖南和广西）。
从唐山到湖南邵阳，路福贵所在的南下干部队伍累计行程2500余公里，历时135天。一路上，解放军在前冲锋陷阵，南下干部紧跟其后。其间，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加之当地空气潮湿、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南下干部们备尝艰辛。相比南下途中的恶劣条件，南下干部在充满战火硝烟的地方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征粮支前、减租反霸等工作更为艰辛。
路福贵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的好友崔葆成（河北丰润人）南下后在隆回县一区担任支前干事。为了完成征粮任务,他自告奋勇深入匪首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杀害；好友阎振远（河北滦县人）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他率队深入寥清乡剿匪征粮时被100多名匪徒包围，为掩护群众，他身中20余刀，肢体破碎，胃里流出来的都是红薯芥菜，没有一粒米饭……当年，反动地主组织“黑杀队”多次开会密谋:“悬赏光洋100元，要小北方佬路福贵的人头。”就在敌人暴动前夜，南下干部接群众及时举报，迅速采取行动，端了“黑杀队”的老窝，路福贵才幸免于难。
经过艰苦斗争，全区新老干部牺牲40余位，邵阳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歼灭了反动土匪武装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0余支，迫击炮26门，从根本上肃清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权。
路福贵说，这张72年前的《冀东日报》在1976年前一直由父亲珍藏，经历了十年动乱和唐山大地震依然保存完好。传到自己手里后，成为路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历史的烟云冉冉远去，报纸已成为“听党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一个载体，激励着更多的人奋勇向前，为国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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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8日 05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刘已粲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渡江胜利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有一封珍贵的家书。七页信笺纸上，满是墨水书写出的娟秀字迹，落款名为陶迅。
陶迅，原名李鼎香，“陶”是他深爱的病故母亲的姓氏，“迅”则取自他最崇拜的作家鲁迅。渡江战役时，陶迅任第三野战军第24军《火线报》战地记者。
1949年4月17日，渡江战役发起前夕，陶迅接到家中来信，花了2天时间写下了这封给父亲的3000多字长信。
陶迅烈士家书。渡江胜利纪念馆提供
在这封信中，陶迅述说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我党是有史以来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政党，是最公正无私的。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世界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做。参加共产党都是最优秀的人，至少他要打算不顾私人利益为大众服务。我过去在家中有饭吃、有书读，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自找危险、自找辛苦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看出了共产党是人类最合理的一种党派。我是读书明理的人，如果共产党不好，我也不会冒了许多危险、吃了多少辛苦，参加革命事业。”
谈到革命部队时，他这样写道：“共产党在二十多年以前，还只有几十人，在日本鬼子投降以后，还只有几十万人，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国民党有飞机、有大炮，有强大的、富有的美国帮助。为什么他还打不过我们呢？为什么他还被我们消灭了300多万部队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共产党有天兵神将，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受到人民的拥护。父亲，您现在已有两个儿子参加了这种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事业，这不值得您引以为慰吗？”
在信中，他还提到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共产党部队的士兵打起仗来像老虎，对待老百姓却像是儿女见了父母。我们部队驻到一个地方，士兵帮助老百姓耕田、挑水、担粪，那是最普遍的事情，至于打骂老百姓则绝对不允许。”
不幸的是，信件寄出三天后的深夜，陶迅乘一条渡船随部队第二梯队从北岸过长江，当船在江南安徽铜陵附近渡口靠岸时，敌人埋下的地雷被不慎踩响，多名同志被炸伤，伤势最重的陶迅腹内大出血。
22日拂晓，陶迅的入党介绍人李干赶来看望。躺在担架上的陶迅奄奄一息，用尽全力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递给李干，“给你留个纪念吧！”
疼痛毫不留情地折磨着他，大滴大滴的汗珠从陶迅的额头滚落。他一面咬牙强忍着，一面还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问李干：“我能不能算完成任务？”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把我的一切交给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陶迅向李干嘱咐，“我口袋里的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当天上午11时45分，大量鲜血从陶迅的口腔和鼻腔中猛烈地喷出，不久，这位24岁的英雄壮烈牺牲。
三年没见儿子，陶迅的父亲李吉阶接到家书喜不自禁，可随之而来的，是噩耗，喜悦未尽，悲从天降。
在家书的结尾，道尽家国情怀，陶迅不忘宽慰父亲：“写了许多，唯一的目的只是希望父亲看开一点、心身愉快一点，不要为儿女们过分挂念，以后在新社会里，儿女们更不会堕落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0日 06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香山双清别墅是毛泽东同志在香山时期的办公居住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非常牵挂这里，多次指示“应该恢复毛主席住过的双清别墅”，并深情地说：“要记住这个地方。”
据记载，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派人把双清别墅修复的照片送来时，已在病榻上的周总理一张一张认真地审阅照片，一边看一边说：“修复得不错，应及早把毛主席当年使用过的东西陈列上，让群众参观。”
秋日的香山双清别墅全貌 北京市香山公园管理处提供
正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双清别墅得以重新修缮和布展，对公众开放。
2019年，香山公园进一步开放了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八处办公居住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的原貌。此次八处革命旧址的修缮工作，历时9个半月，修缮建筑达3600平方米（含双清别墅），修缮院落达18000余平方米。
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修缮和布展的原则是，尊重史实、修旧如旧，原貌恢复、原状陈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修复的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是缺少建筑的详细图纸，老工匠、专家和工作人员们在动工前半年就开始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照片，收集1949年香山老照片100余幅，再加上曾经收集过的史籍档案，并邀请当年的工作人员或领导人后代回忆当年情况，从字里行间找寻建筑的样式和格局。
从每一张老照片中挖掘窗户的形状、大门的朝向等细节，从访谈的内容中核对每一点蛛丝马迹，经过无数次的实地踏勘、集中讨论，才最终完成历史原貌的恢复。
2019年4月，展览展陈布置工作正式开始。在83个单元、1处主题展览、9495件展品的展览展陈中，大到办公桌、沙发、吉普车，小到一根铅笔、一盒火柴等，每一件都经过反复斟酌、比对。
比如，毛主席卧室床头的铜台灯，是红色摄影师侯波、徐肖冰夫妇将家中铜台灯捐赠出来的。据他们回忆，毛主席当时使用的铜台灯与他们家中现存的一模一样。还有的展品是专门定做的，比如铅笔、橡皮、火柴盒等，都是根据史料进行考证，对铅笔、橡皮的品牌，火柴盒上印制的文字等内容进行反复论证后复制的。
还有一定数量的展品，购置的是1949年同时期的物品，比如，为征集到毛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时乘坐的同款吉普车，专家们远赴云南瑞丽从一位收藏家手中购得此车，并对照历史照片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改装、喷绘，最终呈现出这件展品。
（光明日报记者 董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绪银平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0日 05版）
在天津博物馆，有一封写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用笺”上的特殊信件。这是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写给天津国民党守军指挥官陈长捷、林伟俦和刘云瀚的信。在信中，林罗二人希望他们效仿长春郑洞国将军，命令天津守军放下武器，并派代表与我军商谈天津和平解放事宜。
世人皆知，在平津战役中，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天津是武装解放的。但在天津解放前夕，我军也曾为和平解放天津作出过巨大努力。1949年1月上旬，我军在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后，为使这座大城市免遭战火破坏，以利恢复生产，林彪、罗荣桓向陈长捷等写信，以期天津和平解放。
由于陈长捷等人的拖延，致使天津和谈的大门被关闭。1月14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立即攻取天津的命令。战斗开始后，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仅用29小时就攻克了天津，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人悉数被俘。天津的武装解放，给傅作义造成了极大压力，他最终下定决心同我军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李果供稿）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6版）
在辽宁锦州西北约18公里处，有一座名叫牤牛屯的小村庄。村西有一个内有5间平房的四合院，它曾是辽沈战役的指挥中枢——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9月30日，为便于指挥锦州前线作战，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出发开赴锦州前线。在机动过程中，毛泽东主席曾来电询问指挥所的位置，要求东北野战军指挥所迅速靠近锦州前线，部署攻克锦州。10月5日，野战军机关进驻牤牛屯，并选定该村一座四合院作为前线指挥所。东北野战军机关到达牤牛屯后，立即向中央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次日，毛主席回电：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前线指挥所进驻牤牛屯，符合毛主席“不远又不近”的部署要求：此村在锦州西北，避开了进攻锦州的主火力区正北方向，既便于指挥作战，又能确保安全，并且，该村位于翠岩山脚下，依傍着公路，如有意外，向东可到公路机动撤离，向西可至山内隐蔽。
在牤牛屯，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挥部队成功攻克锦州，组织了黑山阻击战、大虎山战役，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最终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移出牤牛屯。在经过短暂休整后，东北野战军即进军关内，会同华北部队进行平津战役。
（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李果供稿）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6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陈元秋 耿建扩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刘少奇的办公室里，陈列着一只普普通通的白茬小木箱。箱长84厘米，宽47厘米，高63厘米。箱子上面有刘少奇同志亲笔书写的“奇字第三号”5个毛笔字。小木箱来源于延安那段难忘的岁月。当时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刘少奇同志许多重要文稿和书籍无处存放，为此他请木匠做了这个小木箱。从此，这个小木箱成为了主人身边不可少的用品之一。
刘少奇同志用过的小木箱 图片由西柏坡纪念馆提供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到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这个装有许多重要稿件和书籍的文件箱也伴随主人开始了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行军。转战途中，它既是刘少奇同志的文件箱，又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桌，行军打仗累了还可以靠着它歇一歇。同年5月初，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住在了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小木箱被安放在刘少奇同志办公室。
当时正值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夕，刘少奇同志在安顿好中央工委机关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会议筹备工作之中。白天，他带病下乡调查研究；晚上，在微弱的油灯下彻夜不息地工作。经过精心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向全国公布。从此，存放《中国土地法大纲》成为小木箱的又一光荣任务。1949年3月，小木箱随同主人一同来到北京，继续为主人服务。
1980年6月20日，王光美同志亲手将由保姆赵淑君保存的这个箱子赠送给了西柏坡纪念馆。它安然地摆放在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它不平凡的经历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5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陈元秋 耿建扩
在西柏坡纪念馆，收藏着一则体现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通知,它就是《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
《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 图片由西柏坡纪念馆提供
1949年2月初，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为了做好从农村搬到大城市这样一项重大转移工作，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在转移工作中，比较难处理的就是房子的问题。为了完成好房子家具等相关事项的交接工作，3月27日，转移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四专署及平山建屏县政府人员商议后，发出《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
这则只有几百字的通知对处理房子家具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比如房子问题，要求借用及新建的房子，一律交县政府转村政府，以村为单位处理。小修的房子交给原房东；新修或大修的房子，除适当给房东地东一部分和留一部分公用外，应进行调剂，分给无房或少房的贫苦的农民；墙炕被拆、毛圊猪圈被填的群众，在调剂房屋时应予以照顾，或用其他用具补偿；家具用具问题，要求向群众借用的家具用具，必须按数交还，取回原有借据。如有损坏可以拿自己置的其他家具用具赔偿，但其价值应较原有的家具用具稍许高一点。并要求在移交房子、处理家具等工作完成后，工作组再进行探访，务必做到一切问题都解决妥当，取得政府证明信向转移委员会汇报之后，才能撤离驻村。
即将踏上“赶考”路，党中央在处理房子家具等工作中首先考虑的是让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也是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深刻体现。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5版）
在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属于刘邓大军的珍贵革命文物，那是一把邓小平在金寨使用过的瓷茶壶。茶壶本身并不起眼，与当时农家所用无异，却同邓小平只有一张床铺、一个柜子、一副桌椅的卧室一道，成为刘邓大军艰苦朴素作风的缩影之一。
邓小平同志在挺进大别山时期使用的茶壶。资料图片
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就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两条打算：一是多打胜仗；二是严守群众纪律，“这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我军）的先决条件”“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为落实纪律，刘邓二人为挺进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刘邓大军与大别山群众留下了一段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传颂至今。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胡遵远、李燕、李泽波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06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李睿宸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园里，陈放着一块刻有校训“实事求是”的花岗岩。我们党的最高学府与其校训的不解之缘，要从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的4块石刻说起。
图片由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的这4块石刻，上面的字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中央党校大礼堂亲自书写的题词。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艳说，1947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志为了避免石刻遭到破坏，便在离开前将石刻埋入地下。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在原中央党校建校，从地下挖出了这4块石刻，并将其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保管。如今，这4块石刻静静矗立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诉说着这段往事。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 06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建平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小提琴，琴体总长60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长80厘米。它已问世70多年，是目前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雷明娟将这把小提琴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1940年冬，大提琴家张贞黻经周恩来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张贞黻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的时候，他就随身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到延安后，他专门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自制乐器的建议，毛主席特地请他吃饭，非常赞同他的想法。”不久，在负责工业部门的李强同志协助下，延安乐器厂在延安桥儿沟的窑洞里开办了，由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在延安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张贞黻用本地核桃木做背板，用红松木做面板，制作了许多乐器，供延安的文艺团体学习、排练和演出使用。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回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老师就是张贞黻。但是苦于没有乐器，就求助于戏音部主任吕骥。吕骥给当时在美军观察组帮忙工作的美术系版画家古元写信，请他在美军驻地的食品、物品包装箱里找到了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材料。后经张贞黻细细打磨，终于做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古元看到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赞叹不已，便在琴把上刻下“鲁艺自制”四个字。从此，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学习使用。1946年重庆谈判后，为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军事三人小组抵达延安，在党中央举办的欢迎晚会上，王卓就用这把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片段“扎红头绳”。
解放战争时期，王卓带着这把小提琴跟随“鲁艺赴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了东北。1946年，在东北解放战争前线演出时，这把小提琴的琴把被压断，原来“鲁艺自制”的标记也很遗憾没能保存下来。1952年，王卓带着小提琴奔赴朝鲜战场，为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演奏。新中国成立后，王卓成长为国家一级作曲，被周恩来誉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雷明娟非常惋惜地说：“张贞黻在延安时期就患上严重的肺病，由于延安落后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没能治愈。1948年，在解放战争途中，不幸病逝于石家庄，年仅43岁。”
2012年7月28日，84岁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捐出了这把小提琴。如今，这把小提琴陈列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它见证了延安鲁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见证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两位音乐家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 05版）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光明日报通讯员 潘麟之
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内，陈列了一件粗布缝制的臂章(右图)，长8.5厘米、宽6.5厘米，正面印有“N4A”，背面有“陆军新编第四军、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等字样。
资料图片
从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撤销番号，新四军历经10年，使用过多种臂章标志，其中佩戴时间最长、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就是由庄五洲、许幸之等人设计的“N4A”臂章。
臂章主要设计者之一庄五洲，于1914年7月生于台湾高雄。15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回到祖籍福建泉州，进入厦门美术专业学校就读，毕业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为了推动华中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1940年秋，刘少奇、陈毅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办一所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样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学校。庄五洲从上海来到盐城，在由刘少奇兼任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担任教授。
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随着队伍不断扩大，需要有一个统一全军的标志，时任鲁艺分院美术系教授的庄五洲和许幸之等人，承担起了设计臂章这一任务。
不久，庄五洲和同事们以原有的臂章为蓝本，设计了一种外方内圆、蓝白相间、椭圆形的图案，中央写有“N4A”。蓝色表示蓝天，椭圆形中的白色象征光明，寓意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N”是英文“New”（新）的首字母，“4”是新四军的建制代号，“A”是英文“Army”（军队）的首字母。
图样经庄五洲画出正稿后，其线条简洁流畅，视觉醒目有力，很快得到了陈毅的赞赏。样稿通过后，臂章用石版印刷，在全军指战员中发放佩戴，并一直沿用到1946年。“N4A”臂章，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其设计者也永载青史。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4日 06版）
